重 要 论 述 1945年10月8日               毛泽东离开重庆前在张治中举行的欢送宴会上发表演说。演说指出：这次商谈，全国的人民、全世界的友人与各同盟国的政府都很关心，因为商谈不是仅仅关系两党，而是与全国人民的利害有关的问题。商谈的情况如张先生所说，是可以乐观的。在东、西法西斯打倒以后，世界是光明的世界，中国是光明的中国。近三十年间，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第二次大战的性质与第一次不同，在这次战争中，世界与中国都有了迅速的进步。现在的商谈的目的，是要实现和平建国。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商谈是在友好空气中进行，没有得到协议的问题，相约继续由商量来解决，而不用其他的方法解决。和平、民主、团结，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方针，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也符合全世界人士与同盟国政府的要求。和平与合作应该是长期的。不能否认，困难是有的，不指出这一点是不好的。   2000年10月8日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讲话指出：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现在世界经济发展加快，各国都在寻求新的发展。新世纪之初，我们能不能搞得快一点，国内外都很关注。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又处在体制转换和结构调整时期，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解决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都需要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从经济基础、市场潜力和体制环境等方面看，我们也完全有条件实现较快发展。一定要有主动精神和忧患意识，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加快发展壮大自己。这篇讲话的部分内容收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   2008年10月8日            胡锦涛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全面总结抗震救灾工作，进一步阐述了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他指出：在波澜壮阔的抗震救灾斗争中，我们用理想凝聚力量、用信念铸就坚强、用真情凝结关爱，大力培育和弘扬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伟大抗震救灾精神，集中体现和进一步发展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集中体现和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集中体现和进一步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和当代中国人民的时代精神，是党和人民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指出：抗震救灾斗争再一次证明，社会主义中国具有强大发展活力，人民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真正动力，人民军队是保卫人民的钢铁长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显著政治优势，我们必须倍加珍惜、永远坚持。   2014年10月8日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教育实践活动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进一步树立，党心民心进一步凝聚，形成了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实践证明，党的十八大作出的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党中央关于这次活动的一系列部署是完全正确的。这次活动为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作了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重要准备，其重大意义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显现出来。        他就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提出8点要求。一是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把从严治党责任承担好、落实好，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二是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三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全党同志要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工作生活各个环节，敢于同形形色色违反党内政治生活原则和制度的现象作斗争。四是坚持从严管理干部，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坚持以严的标准要求干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使广大干部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五是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不正之风离我们越远，群众就会离我们越近，作风建设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六是严明党的纪律，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党内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党的各级组织要积极探索纪律教育经常化、制度化的途径。七是发挥人民监督作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要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探照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表现都要交给群众评判。八是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研究管党治党实践，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   党 史 回 眸 1950年10月8日        毛泽东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25日，志愿军与敌军遭遇，打响出国作战的第一次战役。全国掀起大规模抗美援朝运动。1953年7月27日，《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签署。到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回国。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1999年10月8日        中央军委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条例》。2000年1月1日，全军按区域保障与建制保障相结合、通用保障与专用保障相结合，以军区为基础的联勤新体制正式启动。   2005年10月8日-11日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   2006年10月8日-11日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强调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历 史 瞬 间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图为彭德怀在朝鲜前线。

       1953年4月2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出《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选民资格若干问题的解答》，拉开了新中国第一次人民代表选举的序幕。从中央到每一个基层的政权单位，都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和选举工作组。        《新闻简报》：中南海选区的候选人是共产党员王敬先和无党派人士沈谦，选民们领取选票。毛泽东主席来参加投票，和毛主席在一起投票的还有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   毛泽东代表当选证          为了让此次选举有序进行，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主席的“选举法”起草委员会。        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国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节奏非常快，一月中旬决定，到二月不到一个月，二十多天就拿出了选举法。周恩来报给毛泽东，没有别的意见，就是有人提出来，这个选举法的名称应该加上“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北京市民迎接新中国第一次普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由此正式完成，这也是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根据选举法下发的文件明确指出，在基层选举中，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让每一个公民都有选举权，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针对当时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低是否会影响选举的疑问，周恩来明确指出：“普选的关键决定于人民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并不决定于人民的文化程度，更不决定于国家的经济状况。”        《共和国图像日志》：黄继光烈士的妈妈邓芳芝被选为代表，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和他的选民们告别，班禅额尔德尼从日喀则出发，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内蒙草原的牧民欢送自己的代表胡赫勒泰……   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怀仁堂前合影          这次全国基层选举工作，从1953年4月开始全面铺开，到6月份顺利结束，全国近6亿人参加选举，选出基层人民代表550多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作了重要准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人民民主迈出的重要一步。

1959年9月24日，人民大会堂建成        1959年9月24日，人民大会堂建成。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首都“十大建筑”之首，人民大会堂工程结构之复杂、建设标准之高、工艺之多、施工速度之快，堪称当时国内之最。   1958年底，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审查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的建筑设计方案          纪录片《共和国脚步》：这座总建筑面积比故宫还大的人民会堂，从设计到建成，一共仅用了一年时间。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月里，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饭店、民族文化宫、华侨大厦、工人体育场、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等建筑也相继落成，为共和国的十周岁生日增添了光辉。   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的建筑设计方案模型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要建一座万人大礼堂的想法。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决定在北京兴建一批公共建筑作为国庆献礼，以展示年轻共和国所取得的成就。从此，相关工作迅速展开。 各路能工巧匠汇集人民大会堂建设工地          纪录片《北京新建筑》：来自各地和各个方面的专家们正汇聚一堂，讨论在天安门广场建造人民大会堂的工程设计方案，这个未来的建筑物包括着万人大礼堂宴会厅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公大楼，建筑面积171800平方米，比故宫的全部有效建筑面积还大。   来北京参加会议的少数民族妇女同志也来参加义务劳动          1958年10月28日，人民大会堂正式动工，在经历了84个平面方案和189个立面方案后，大会堂最终采用大跨度、穹窿顶、无立柱结构，可满足一万人同时开会，并确保每个角度均可看到主席台。这样的大跨度建筑，很多方面都突破了当时的记录，人民大会堂结构工程组设计师李国胜对此格外骄傲。        李国胜：大礼堂60米的大跨度，宴会厅56米的大跨度。舞台的32米那根大梁，国内没有，国外也没有。   人民大会堂外立面的花岗岩施工          人民大会堂工程建设汇集了全国的能工巧匠和优秀工人，参加施工的人数平均每天1.4万人，最高时人数曾达到3.5万人，每天参加义务劳动的更不计其数，庄则栋、邱钟慧、吴浮山等世界冠军都曾在人民大会堂工地现场劳动。   人民大会堂竣工前夕，工人们在宴会厅的骑马廊上安装灯具          纪录片《北京新建筑》：在这里参加义务劳动的，有我们最可爱的人，有将军，有国家机关干部、学校的师生和市民，有全国各地的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红旗手……每一张笑脸都充满了汗水，每一双眼睛都充满了希望——为伟大祖国的首都劳动，这是最大的光荣。   1959年8月，人民大会堂竣工在即，脚手架被井然有序地层层拆除          人民大会堂初建时被称为万人礼堂，毛泽东主席来到建筑工地视察时，将这座建筑命名为“人民大会堂”。1959年9月24日，人民大会堂所有工程全部竣工。四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招待会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举行。   1959年10月1日，人民大会堂前彩旗招展，群众游行中的文艺大队在天安门广场上表演了孔雀舞          从此，人民大会堂肩负起时代的重托，成为我国政治、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见证了无数重大的历史时刻和新中国无比辉煌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主席授予朱德等十人元帅军衔的命令   国务院授予军衔命令 　　1955年9月27日，十大元帅授勋典礼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主席颁发命令状，授予朱德、彭德怀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家喻户晓的“十大元帅”就此诞生。同一天，国务院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了授予解放军将官军衔的仪式，周恩来总理分别把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粟裕等在京将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毛泽东主席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授予朱德、彭德怀……   毛泽东向朱德元帅授勋 　　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9月，朱德总司令在总干部管理部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部队三等九级的等级制必须建立。原总参谋部军训部军兵总处副处长邹伯贤说，在此之前，我军部队的官兵只有职务上的区别，没有外在标识的区分。   授勋现场 　　邹伯贤：我们原来军队是什么军队呀？就是胸前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胸牌，帽子上，海军是海军的军徽，陆军有陆军的军徽，就代表我们军队了，什么军衔，校官、尉官、将军，谁都看不出来。   朱德元帅的勋章证书 　　1952年，军委总干部管理部开始讨论军衔的等级问题。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确定军衔为“6等19级”，全军开始军衔评定工作。1955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至1955年国庆节前，全军军官的评衔工作基本完成，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部队分别举行了授衔典礼。   从左至右：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5年国庆阅兵典礼：阅兵开始，阅兵总指挥杨成武上将请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阅兵……   1955年国庆阅兵，彭德怀元帅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发布命令。 　　1955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国庆阅兵，这是我军实行军衔制后的首次国庆阅兵。数十万人民群众首次目睹身着崭新礼服的开国将帅们的风采。人民解放军官兵穿着崭新的“五五式”军服，佩戴新式领章、肩章和帽徽，以焕然一新的军人仪表，接受人民的检阅。它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全新的面貌，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坚定的步伐。

重要论述 1929年9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指示信是陈毅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信中肯定红四军建立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对红四军的工作任务作了一系列明确的指示。指出：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当前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指示信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提出批评，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信中明确要求对于红军中的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这封信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对红四军领导人有所批评，强调加强团结，并明确指出毛泽东仍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十月二十二日，陈毅向中共红四军前委传达了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十一月十八日，朱德、陈毅联名致信在上杭苏家坡休养的毛泽东，请他立即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抵达长汀，同朱德、陈毅会合。这封信节编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 1998年9月28日        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阐述了伟大的抗洪精神，提出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他指出：在同洪水的搏斗中，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展示出了一种十分崇高的精神。这就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篇讲话收入《江泽民文选》第二卷。 2008年9月28日         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提出，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他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必须坚持不懈地为之奋斗。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必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在丰富实践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在科学认识的前提下勇于创新，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2015年9月28日         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他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联合国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在21世纪更好回答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重大课题。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我们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核心作用，化干戈为玉帛。要推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国际合作齐头并进，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我们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要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促进，打造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规范格局。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要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要将刚刚闭幕的联合国发展峰会制定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变为行动，共同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国际社会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将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敦促发达国家承担历史性责任，兑现减排承诺，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2020年9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党史回眸 1954年        9月28日 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毛泽东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56年        9月28日 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上述六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1986年        9月28日 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阐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好转起了积极作用，涌现出蒋筑英、罗健夫、朱伯儒、谷文昌等一批时代楷模。  2014年        9月28日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讲话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 2018年         9月28日 习近平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讲话指出，新时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要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角度去把握，瞄准方向、保持定力，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撸起袖子加油干，重塑环境、重振雄风，形成对国家重大战略的坚强支撑。   历史瞬间        1986年9月28日 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阐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

       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厚的“农民情结”，他称自己是“黄土地的儿子”，并曾在多个场合谈到自己在陕北梁家河“当农民”的经历。 　　他十分珍视那7年的知青岁月。此后，不论是在地方还是在中央工作，他都经常和农民在一起。考察调研时，他常走在田埂上，看收成、话家常、算收入、问期盼……多年来始终践行着“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的人生信条。   　　80年代初的河北正定有一位常到田间地头看收成的年轻县委书记。 　　曾采访过习近平的原《河北青年》杂志编辑周伟思问过习近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放弃优越的条件，主动申请到一个小县城做基层工作？” 　　同习近平深入交谈后，周伟思得到了答案：7年的插队生活，使他忘不了农民的艰辛和农村的一切。   1989年12月2日，时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带领地直机关千余名干部到宁德县南漈水利工地参加清沟排障修整水渠劳动。 　　他有一张扛着锄头的老照片为人们所熟知。 　　那是1989年，时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带领地直机关干部参加义务劳动，他一把锄头扛在肩上，大步走在田埂上，意气风发。这一形象也是他在宁德工作时给老百姓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之一。 　　“我经常去农村，同农民见面，了解他们的温饱冷暖和喜怒哀乐。” 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说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几乎每次到地方调研都会到农村、到边远山区看望农民。他们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总书记都十分关心。   2014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尉氏县张市镇高标准粮田察看小麦长势。 　　2014年5月9日，河南省尉氏县张市镇高标准粮田。 　　总书记走上田埂，伫立田间，远眺小麦长势，他说：“我们都是种庄稼出身，小麦长势这么好，我和你们一样欣慰。用老乡的话说，今年的馍能吃上了。” 　　站在田埂上，总书记想的盼的都是农民能有个好收成，有更高的收入。 　　他说：“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要加快构建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的长效政策机制，让广大农民都尽快富裕起来。” 　　2020年全国两会上，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这代人有一份情结，扶一把老百姓特别是农民。”总书记还向委员们提及自己在梁家河插队时，饿着肚子问老百姓心愿的往事。 　　就在前些天的陕西榆林考察中，总书记再次走到田间地头，问老乡的期盼。 　　跨越时空的两次交谈令人动容。当年能够“经常吃肉”的心愿如今已变得不再“稀罕”。 　　田埂上，一句句接地气的话语，一次次深情的握手，让亿万农民感到温暖。 　　我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 　　2018年9月25日，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刚过，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黑龙江考察。他进麦田、拿稻穗、看稻粒、观成色，一句“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意味深长。   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延边州和龙市东城镇光东村视察水稻长势。 　　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吉林省延边州和龙市东城镇光东村。他沿着田埂步入稻田，察看水稻长势。总书记同在场的人员说，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020年，再到吉林，总书记第一站依旧是田间，他走进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核心示范区地块，远望良田，再次强调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 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有吃不饱、饿肚子的记忆。” 　　“在粮食问题上不能侥幸、不能折腾。” 　　“如果口粮依赖进口，我们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 　　2020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表明：“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仓廪实，天下安。据农业农村部数据，今年夏粮产量创历史新高，面积、单产、总产实现“三增”，其中优质专用小麦面积占37.3%，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 　　总书记曾说：“40年前，我们通过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4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通过振兴乡村，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020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考察有机黄花标准化种植基地。他步入田间，向正在劳作的村民们了解黄花的田间管理、市场价格、产品销路。“乡亲们脱贫后，我最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脱贫、防止返贫，确保乡亲们持续增收致富。” 　　在那次考察中，总书记提到乡村振兴，要求“千方百计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接下来要把乡村振兴这篇文章做好”。 　　今年以来，总书记10次国内考察中，8次都强调了乡村振兴。 　　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 　　2021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发布。 　　从重要会议到重要文件可以清晰看到：在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基础上，中国已踏上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大道，“三农”工作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即使未来我国城镇化达到很高水平，也还有几亿人在农村就业生活。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的一张照片令人动容。那是在银川贺兰县稻渔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照片中，他沿田埂走进稻田深处，面带微笑、脚步从容坚定。

1958年11月，刘少奇乘火车由天津去济南视察，途中与乘客亲切交谈。（资料图片）        新中国成立以后，刘少奇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要到工厂、农村、学校等调查。他经常以普通群众的身份，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去。每次外出，他都要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重申自己订的“四不准”：          每到一地，不准人家接送；        到任何地方，不准请客吃饭，铺张浪费；        不准向人家要东西，人家送上门来也要婉言拒收；        参观时不准前呼后拥地陪同，有个向导引路就行，不要影响地方负责同志的工作。          刘少奇自己严格遵守并督促工作人员执行这些规定。他每次外出视察，不要地方上招待。有时为了减少住宾馆、招待所的麻烦，就住在火车上，吃一点简单的饭菜。有时地方同志为了表示一下心意，送点土特产给他，他一律退回，实在无法退回的，就照价付款。        刘少奇平时吸烟比较多，但他不吸太好的，平常就是“大前门”香烟，偶尔还吸“恒大”牌的。1958年在成都开会时，秘书拿来一包云烟，请刘少奇吸一吸，看看烟的质量怎么样。刘少奇吸过后说：“不错。”秘书说：“那就去弄一些来？”刘少奇立刻说：“要付钱！人家不要钱，我可不要烟。”后来，刘少奇特地找秘书要来看了买烟的发票，才放心。        那时候，按照国家规定，刘少奇外出要坐专列。每到一个地方，人家总是安排他住到高级宾馆去。他为了少给地方添麻烦，有时吃住就都在火车上。由带去的厨师做一些简单的饭菜，要工作人员到机关去入伙。1959年到济南视察工作，刘少奇要找一些同志谈话，便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请他们到车上来吧，我不下去了；一下去，人家又要招待、找房子、安排饭，太麻烦，又浪费钱。”1961年去东北大小兴安岭视察林区，前后一个多月，他也一直吃住在火车上。        铁道部门有个规定，遇到专列通过，沿途客货车辆都要让路，以保证首长的行车时间和安全。刘少奇对此特别注意，每次都嘱咐随行工作人员转告有关人员，不要影响客运车辆的正常运行，以免影响群众的旅行，耽误人家的事情。当刘少奇的专列需要在什么地方停留时，他总是让随行工作人员转告铁路部门，把车停到不用的岔道上去。为此，还闹过一次笑话。        那是在浦口车站。列车到站时刘少奇已经睡着了。天快亮时，一列火车通过，响声把刘少奇震醒了，他突然坐起来说：“哎呀，糟糕！车停在站上，影响别人运输了。”刘少奇连忙把随行工作人员吴振英找来询问情况。吴振英告诉他说：“咱们的车是停在车站附近的岔道上，不影响别的车通过。”听了这样的话后，刘少奇的心才放了下来。        外出视察不吃住在专列时，刘少奇定会与群众同吃同住。1961年春他回乡搞调研期间即是典型例子。这次下乡，他更要求轻车简从，连同省里的同志，一共才用两辆吉普车，并且自带行李和柴米油盐，自备碗筷用具，不给群众添麻烦。刘少奇这次44天的调研，为了减轻地方的负担，他住养猪场饲料房、农舍和自家的旧居；身着蓝布衣，脚穿黑布鞋，身边只带几名工作人员，以至发生县委书记闻讯出门迎接，与刘少奇打照面却没有认出刘少奇的故事，在中共廉政史上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

       这份唁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吊唁白求恩电》于1939年11月21日从延安发出，现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内。如今已经泛黄的纸上，写着“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来华参战，在晋察冀边区八路军服务两年。其牺牲精神，其工作热忱，其责任心均称模范”等字样。   1939年11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吊唁白求恩电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毛泽东 1939年12月21日《纪念白求恩》        白求恩来中国之前，在北美医学界早已功成名就。1937年7月，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一次会面，改变了他本可以平稳度过的一生。河北唐县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原馆长陈玉恩说，白求恩被陶行知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如果需要，他说我报名到中国去。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几经辗转，历经八个月，白求恩终于来到了延安，他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在延安我见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目的而奔忙。   迄今为止能看到的唯一一张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        白求恩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晚上，来到了凤凰山窑洞，毛泽东，这位他从《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认识的传奇人物，如今就站在他的眼前。两人彻夜长谈直至凌晨。白求恩当面向毛泽东承诺，要救活战场上75%的重伤员。        1938年6月，白求恩到达晋察冀军区后，便马不停蹄赶赴医院，对520多名伤病员逐一检查。   白求恩给军区伤病员检查        白求恩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困倦得难以支撑的时候，这时他就叫勤务兵：“小鬼，拎冰水来！”然后把脑袋猛地扎进冰水，呆上一会儿，再继续手术。就这样，白求恩曾连续工作69个小时，为115名伤员做手术，创造了战地救护治愈率的奇迹。        1939年10月，日军发动了冬季大扫荡。原本打算回加拿大筹集医疗物资的白求恩，立即主动请缨，来到了河北涞源摩天岭前线，手术站就设在孙家庄一座小庙里。   1939年10月24日，白求恩在孙家庄小庙为前线送下来的重伤员做手术        敌人马上就要来了！医疗队接到命令立即转移。可是，还有10名重伤员怎么办？危急时刻，白求恩就地手术。哨兵跑来报告，对面山上发现了敌人，白求恩就像没听见一样。不一会儿，哨兵又跑过来，说敌人正在逼近。白求恩走到庙外，凭借丰富的战地经验，目测敌人还有十华里距离。于是，他让医疗队再加两张手术台，三位伤员同时手术。        轮到最后一名伤员的时候，前方已经开始交火，枪声、炮声响成一片。就连躺在手术台上的伤员都说：“白大夫你赶快走，给我留下个手榴弹，等鬼子来了我就和他们拼了！”白求恩却说：“孩子，我现在要是不给你做手术，你这条腿就保不住了，谁也没有权利把你留下来。”        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原馆长陈玉恩说，就在白求恩为了加快手术动作，用左手掏去碎骨时，左手中指被碎骨刺破，他就直接在碘酒瓶沾了一下消毒，就又继续手术。等手术做完了以后，过了十几分钟，日本鬼子的先头部队就到了这儿了。        手部受伤的白求恩，本可以在后方医院休息。但他坚持工作，不幸伤口受到了致命感染。高烧中的白求恩依然硬撑着给伤员看病，甚至在黄土岭战斗打响后，他又率领医疗队奔赴前线。最终，体力不支的他被强行抬离了战场。此时的白求恩已经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11月11日，他颤抖着写下了给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聂司令员，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        聂荣臻这位身经百战、有泪不轻弹的将军读罢也潸然泪下。12日清晨，白求恩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结束了他战斗的一生。在于家寨，人们为白求恩举行了隆重的殓殡仪式。        歌曲《诺尔曼-白求恩》中提到的一家以白求恩名字命名的医院，就是现在位于河北石家庄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政治工作部主任李英超说，每年医院都会派医生去农村义诊，这是对白求恩精神最好的延续。有个小孩，我们连续10年一直在给他免费救治，他是先天性的布加氏综合症。后来中加两个国家联合，给他先后实行了十次大型手术，现在已经拄着拐可以站起来走路了，圆了全家人的梦想。        虽然在华工作只有短短两年，白求恩这个名字却镌刻在了中国人民永恒的历史记忆中。其实，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全世界还有许多像白求恩一样不同国家的志愿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将青春、热血乃至生命奉献给了这片热土。        “你们和我们都是国际主义者；没有任何种族、肤色、语言、国界能把我们分开。反抗法西斯是我们共同的任务，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为了你们，也是为了我们。” ——白求恩 白求恩生前在唐县和家庄的留影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部分）。（中央档案馆藏） 　　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直接以党性命名的中央文件。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抗日斗争的需要，采取大量发展党员的方针，党员人数得到了迅速发展，这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面，随着抗战形势发生复杂变化，党和军队中也出现了非常危险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有的根据地出现了各自为政甚至对抗中央的问题；而且，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中的反共顽固分子及其他反动势力采取多种方法分裂、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中共中央认识到，如果不及时纠正这些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必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使党和革命受到损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如何增强全党对党性的认识问题展开专题讨论。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要使中级以上的干部实行检查，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了。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件）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他进一步提出：“我党干部要做到虽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够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负责起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个决定于7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 　　《决定》列举了违反党性的表现，如政治上自由行动、独断专行、阳奉阴违、对党隐瞒等，组织上反对集中领导、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自成局面等，思想意识上不密切联系群众、个人利益高于一切、风头主义等问题和错误倾向。《决定》分析了产生违反党性倾向的原因，如长期的农村革命环境、游击战争的分散和独立活动、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环境下党员成分的复杂等。《决定》提出了纠正违反党性倾向的办法、增强党性的一系列原则要求和具体措施，包括加强中央领导、勇于自我批评、加强理论学习、强化党的纪律教育、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 　　《决定》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更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要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决定》明确提出：“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的党性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的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这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决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自觉性和勇于自我革命的勇气。《决定》以中央文件的权威性明确了党性的概念、内涵和增强党性的方法，从而引起了全党对党性问题的重视和深入思考，增强了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党性意识，端正了党员干部的政治态度，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对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此后，党性概念开始更加广泛地进入了党的建设领域，党性要求成为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决定》也成为此后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