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铸魂育新人——中国共产党精神文明建设的百年历程
2022-08-1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党依靠崇高的革命理想与顽强的革命精神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无数艰难险阻,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兴党强党、兴国强国提供了丰厚滋养。百年来,党的宣传工作始终坚守精神家园,坚持不懈提升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推动中华民族精神大厦从一度蒙尘走向巍然耸立。 一、革命理想高于天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充分焕发出革命精神的力量。无论是在大革命高潮中,还是在白色恐怖之下,中国共产党人都为了革命理想、为了人民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不惜赴汤蹈火、流血牺牲。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十分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政治教育启发了红军士兵的阶级觉悟,让他们知道自己为谁而战,并在革命队伍中建立起前所未有的亲密同志关系。参加秋收起义的一位连长在家信中写道:“我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抗日战争时期,普遍开展的抗日救亡宣传,“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解放战争时期,新式整军运动通过诉苦和三查,让广大干部战士倒出了苦水、挖出了苦根、提振了士气,也使得大批国民党俘虏兵成为“解放战士”。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党通过办学、扫盲、办报、出书、广播、演剧、演讲等方式,加强文化教育、发展革命文艺、推动移风易俗,提高群众思想文化水平,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营造出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作过一个比较:“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而“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解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对全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也成为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党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伟大精神。方志敏、杨靖宇、张思德、刘胡兰等无数革命先烈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受到人民群众的无限崇敬与怀念。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决定在北京天安门外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以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 二、六亿神州尽舜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党领导人民努力“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领导人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禁绝娼、赌、毒等社会痼疾,迅速涤荡了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在此基础上,党领导开展了广泛的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大力推动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除旧布新;开展了大规模扫盲和扫除封建迷信、改革陈规陋习等移风易俗活动,引导人民积极改造旧思想、旧观念、旧习惯,新中国的社会面貌也随之一新。面对强敌压境,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极大激发起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党领导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向恶劣的自然环境开战,向贫困开战,焕发出万众一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空前激情和冲天干劲,同时也掀起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的高潮。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精神昂扬的年代,先后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邓稼先等众多英雄人物,形成了雷锋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等伟大精神,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同时,这一时期,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的广泛开展与优秀革命文艺作品的大量涌现,也对建立良好社会风尚、培育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教育作用。 三、两个文明一起抓 改革开放以后,党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坚持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也增添了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伟大精神。 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科学概念。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专门列出“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章,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的任务,是各条战线的共同任务。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亿万群众改变社会风气、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种创造,也是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重要开端,并通过“创建文明城市”等活动,逐步而有效地扩大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影响力和覆盖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也促进了蒋筑英、罗健夫、朱伯儒等一批时代楷模的涌现。楷模的感人事迹,为全国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克服一段时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偏软偏弱的问题。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要求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到新水平。1994年1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会后,中央和地方各级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办公室相继成立。这一时期,党中央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开展“扫黄打非”工作,净化社会环境;青年志愿者活动、“希望工程”、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活动蓬勃开展。从1991年开始,中央宣传部组织实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评选,引领创作出一大批唱响主旋律的优秀作品。这一时期,全国先后涌现出孔繁森、李国安、廷·巴特尔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全社会逐渐形成重视思想道德建设的浓厚氛围。 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和重大战略任务,明确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这一时期,革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得到加强,红色旅游兴起热潮;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的实施和公共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的免费开放,更好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持续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快速发展,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四川汶川抗震救灾等重大活动和重大事件中发挥了突出作用。此外,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等活动的开展以及对郭明义、沈浩、杨善洲等先进典型的宣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进一步提升了全社会的道德自觉,激发起广大人民群众礼敬英雄模范、投身道德实践的热情。 四、固本培元强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精神文明、怎样建设精神文明”等根本性、方向性、战略性重大课题,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党的十八大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制定出台一系列重要文件,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为全党全社会凝聚起团结一心、奋发进取的强大力量。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要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此外,国家通过法定程序,将一些重大礼仪活动上升到国家层面,比如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同时,为表彰先进、树立标杆,中央宣传部等单位先后推出黄大年、廖俊波、龚全珍等一大批广为人知、可敬可学的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中国好人,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 党的十九大以来,宣传思想战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着眼点,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引导全社会树立文明观念、提高文明程度、形成文明风尚。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隆重举行,充分展示了辉煌成就,有力彰显了党心民心,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隆重颁授,“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隆重表彰,《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制定实施,营造出敬仰学习英雄模范的浓厚氛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四史”宣传教育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建成,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的实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等,推动了革命文化的弘扬、红色基因的传承。全国教育大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的召开,《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印发,推动了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公民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走深走实。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和“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载体和新阵地。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在脱贫攻坚主战场,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铸就了伟大抗疫精神和脱贫攻坚精神。张富清、钟南山、张桂梅、黄文秀等功勋模范人物,其事迹可学可做,其精神可追可及,成为新时代先进模范的典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强。精神上强,才是更持久、更深沉、更有力量的。”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坚定理想信念,永葆革命精神,坚持不懈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深厚、更加强大、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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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2022-08-09
《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由王明(陈绍禹)任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的一份文件。10月1日,宣言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季米特洛夫在《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报告中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此次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王明在会上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 “八一宣言”是根据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作出的。它首先分析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面目,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其次,宣言明确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再次,宣言强调,大敌当前,我们唯有联合起来,共抗强敌。现在,我们要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最后,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无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真正做到“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宣言公开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宣言明确表示: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愿意做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宣言最后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八一宣言”突出强调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为此,提出抗日救国是中国人民首要任务的政治主张。宣言初步纠正了在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指出应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范围。宣言的制定与发表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开始发生新的转变。 “八一宣言”公布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并未获悉宣言的内容。但迫于民族危机的加重,中共中央在同年11月13日发布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表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这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后,中共中央在11月28日发表了与“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八一宣言”连同中共中央11月13日、28日的两个宣言,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北平学生的一二·九运动和随后全国范围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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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持久战》蕴含的时代观
2022-08-05
毛泽东观察、思考、解决问题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从实际出发,而“实际”是包括时代、时局、时势的。毛泽东读唐代罗隐《筹笔驿》的咏史诗,尤其欣赏其中“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他读《南史·梁高祖本纪》时还将这两句诗写在天头上,作为批语。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时代、时局、时势高度重视。读懂毛泽东,一个重要方面是要读懂他的时代观。作为毛泽东代表作之一,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的《论持久战》,就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的时代观。读懂《论持久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读懂其中蕴含的时代观。 ‍一、中国正处于“进步时代”,日本已处于“退步时代” 全面抗战爆发后,很多人都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他们却不知道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他们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告诉人们为什么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的光辉著作。 《论持久战》立论的根据在哪里?根据就在毛泽东讲的一句话:“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是需要深入思考、深刻理解的“全部问题的根据”。这个“全部问题的根据”中包括紧密相连的三个方面:第一,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第二,这是中国与日本的战争;第三,这是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战争。 毛泽东从这个“全部问题的根据”对比了战争双方的四个特点。一是敌强我弱。日本是一个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强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个强,不仅“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中国是一个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比较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个弱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决定的。二是敌退步我进步。“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20世纪30年代,帝国主义的日本“已处于退步时代”,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正处于进步的时代”。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三是敌小我大。日本是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少的岛国。日本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1/26,人口只有中国的1/10。毛泽东指出:“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与日本相反,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它的国土面积和欧洲差不多相等,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谓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四是敌寡助我多助。日本打到中国来是无道的侵略战争,不得人心,虽然能得到世界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必然受到远大于世界法西斯力量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反对。“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中国反侵略战争是得道多助的进步的正义的战争,世界上多数国家是会援助中国的。 毛泽东把这四个特点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中国的短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 这四个特点中的“敌退步我进步”和“敌寡助我多助”的两个特点,正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和强调的当时“时代的特点”。亡国论者只看到敌我强弱对比的一个因素,开始时说“抗战必亡”,后来又说“再战必亡”。毛泽东认为,仅仅从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是不足以驳倒亡国论者的。他们可以搬出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的历史证据。毛泽东指出,把一切亡国论者的口封住,还须提出敌小我大之外的根据。这个能增强中国人民抗战信心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时代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具体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 这个时代特点的日本方面,概言之,就是“它已处于退步时代”。毛泽东指出,发动全面侵略中国战争的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不仅与明治维新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日本不同,就是和2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不相同,它已是走下坡路的“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发动这场战争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带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全世界都正在或准备着为反抗野蛮侵略而战,“中国这个国家又是同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利害相关的,这就是日本已经引起并还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的反对的根源”。 这个时代特点的中国方面,概言之,就是“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毛泽东强调,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毛泽东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进步不是普通的一般的进步,不是像太平天国或辛亥革命那样的进步,而是特殊的“今天中国的进步”。 这个时代特点的国际方面,概言之,就是“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两大重要标志。这之后的国际面貌与这之前的国际面貌是大不一样的。这是国际时代的不一样。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历史上不论中国的战争也罢,印度的战争也罢,都是孤立的。惟独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 这个时代特点的历史方面,概言之,就是“和过去不相同”。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如果亡国论者搬出中国近代解放运动的失败史来证明‘抗战必亡’和‘再战必亡’的话,那我们的答复也是时代不同一句话。中国本身、日本内部、国际环境都和过去不相同。”与中国本身近代历史的比较来看,“不但现在已有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军队和新的抗日政策,和十余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些都必然会向前发展”,“中国近代无数解放运动的失败都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都不能比拟今天的情况”。中国的抗日战争有很多客观的有利条件,加上主观努力,一定能克服困难夺得胜利。“这些有利条件,历史上没有一个时候可和今天比拟,这就是抗日战争必不会和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同归失败的理由。” 二、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的主要标志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这些就是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的主要标志。 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第一个标志,就是《论持久战》中讲的“有了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兴起的国际背景下,是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国内形势下产生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早在写《论持久战》之前,毛泽东就反复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到陕北后,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关系时强调:“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再次强调:“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论持久战》发表之后,毛泽东更是反复不倦地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面貌划时代的影响。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抗日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解放战争中,毛泽东通过总结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指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这个事实难道还不明显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经典论断,那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第二个标志,就是《论持久战》讲的“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 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以小欺大侵略中国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朽的社会制度下,人民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是谁解决了一盘散沙的问题,使人民觉悟起来、把人民凝聚起来、组织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革命战争是人民的战争,只有组织人民、依靠人民才能进行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组织农民、依靠农民,进行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伟大实践。有这样经历的中国共产党才能认识到,只有组织人民、依靠人民才能进行游击战、持久战、全面抗战从而夺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实现使人民觉悟起来、把人民凝聚起来、组织起来的?其一,中国共产党是通过人民民主,把人民当作主人、把自己当作公仆,即通过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关心群众生活、为人民服务去实现的。其二,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即通过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把人民看作土地、把自己看作种子,无论到哪里都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去实现的。其三,中国共产党是通过贯彻群众路线,即通过毛泽东反复强调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法,从人民群众中获取无穷的力量、无尽的智慧去实现的。中国共产党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为最崇高的价值,视人民群众为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英雄,视群众路线为党的生命线和最根本的工作路线,所以能唤起人民的觉悟,人民能同党心连心。 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第三个标志,就是《论持久战》讲的“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国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团结”。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其中,“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在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而在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它既有软弱性的一面又有反侵略的革命性的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根基在于通过工农联盟把农民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关键在于处理好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他们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而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个统一战线就表现为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胜利。”“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并已有了伟大团结,但是目前的程度还非常之不够。”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团结和进步是统一战线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不讲团结,把民族资产阶级推到对立面去,就不能有抗战和民主革命的胜利。不讲进步,不能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和领导力,更不可能有抗战和民主革命的胜利。 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第四个标志,就是《论持久战》讲的“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内的反动统治是靠军队维持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也是靠军队进行的。维持反动统治的旧军队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由于武器装备不如人,更由于政治上的腐败而战斗力低下。因此,《论持久战》中有一章集中论述“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其中指出:“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这个政治上进步的一个突出方面是有政治上进步的军队。 这个政治上进步的军队是人民之中的、和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毛泽东指出:“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这个政治上进步的军队是尊重士兵的官兵一致的军队。毛泽东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这个政治上进步的军队是瓦解敌军、宽待敌军俘虏的军队。毛泽东指出:“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 这个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介绍了八路军政治工作三个基本原则,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时重申,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 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第五个标志,就是《论持久战》讲的“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 这个“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主要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革命所取得的经验。如果没有这些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这是国内的条件”。这个“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其一,有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为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但教条主义是从指导思想上阻碍马克思主义发挥作用的拦路虎。1930年5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到陕北后,毛泽东先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具体军事研究上,强调“削足适履,要打败仗”,并提出“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接着,毛泽东又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对人类认识和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研究,从哲学层面强调要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十个月后,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抗日战争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到《实践论》《矛盾论》,再到《论持久战》,反映了毛泽东具体——抽象——具体的研究过程,也可以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发展的过程。 其二,有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我们党对政治路线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深化了对领导权、武装斗争以及发动和组织农民重要性的认识。土地革命战争以后,中国共产党深化了对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到陕北后,毛泽东对这条政治路线作了进一步阐释。“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论持久战》中强调进步的时代因素,就是强调有了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就是强调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其三,有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党以建立农村根据地为依托,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作为开展武装斗争最重要的条件。在斗争中,根据敌人强大和红军弱小的状况、指挥红军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通过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逐步削弱敌人力量、增长红军力量。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抗日游击战争,“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这里所说的“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问题的焦点所在”,同《论持久战》所说的“全部问题的根据”“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的根据”一样,都是特别强调时代问题的重要性。正是由于有了人民战争的经验,所以《论持久战》重视动员全国的老百姓,走依靠人民的全面的抗战路线。正是由于有了十几年以弱抗强的经验,所以《论持久战》重视持久战并以游击战争作为关键支撑。 三、《论持久战》对时代和局势的分析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论持久战》蕴含的时代观,从时代、时局、时势的高度,批判了对于抗日战争的各种错误认识,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论持久战》通过对时代因素的分析,向全党全国充分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为什么必然失败。中国能够进行持久战并最终打败日本,重要原因在于当时日本已处于“退步时代”,中国正处于“进步时代”;日本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中国在国际上是得道多助。日本帝国主义鼠目寸光,缺少对时代的清醒认识,把日本还看成上升时期的日本,把中国还看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盘散沙的中国。《论持久战》指出,“敌人一向看不起我们,东四省得了便宜之后,加之以冀东、察北的占领,这些都算作敌人的战略侦察。他们得来的结论是:一盘散沙。据此以为中国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谓‘速决’的计划,少少出点兵力,企图吓溃我们。十个月来,中国这样大的团结和这样大的抵抗力,他们是没有料到的,他们把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中国已存在着先进的党派、先进的军队和先进的人民这一点忘掉了。” 《论持久战》通过对时代因素的分析,向全党全国充分说明了中国处于“进步时代”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所有特点都与中国共产党密切相连。一是,“进步时代”的政治的进步,就是能够动员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这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得到。中国共产党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所以共产党全力推行动员民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反观国民党,“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这是国民党脱离民众,推行片面抗战路线的表现。二是,“进步时代”的军队的进步,就是能够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三项政治原则。这三项政治原则只存在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之中。国民党军队存在着“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三是,“进步时代”的战略战术的进步,也是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应以运动战为主,而国民党则以阵地战为主,招致了重大损失;敌我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是转变的关键,这个敌后游击战争“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 《论持久战》通过对时代因素的分析,向全党全国充分说明了国民党具有两重性,要力争其向抗战、团结、进步的方向走,警惕其向投降、分裂、退步的方向走。国民党在历史上曾发挥过进步作用,如1924年至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国民党是顺应时代向进步方向走的。但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的国民党是逆着时代向倒退的方向走的,搞“攘外必先安内”,“围剿”共产党和红军,对日本侵略东北实行不抵抗政策。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是在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走上抗日的进步道路的,在1937年、1938年也作了不少努力。但是,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进步是有限度的进步,与抗日战争的要求差之甚远。《论持久战》指出:“由于阻碍进步的因素即腐败现象之存在,这种进步是缓慢的”,“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不良现象是严重地存在着”。后来的历史证明,《论持久战》中的认识和判断是正确的。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向消极抗战、分裂、退步的方向发展。1944年4月,毛泽东指出:“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总之,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充分而深刻地阐明了这样的道理: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能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就能通过游击战争的这一关键支撑把持久战进行下去,就能够实现由弱到强的转变进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一些不敢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认为“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的错误观点的产生,首先是时代观上出了问题,只看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力量的暂时弱小,看不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看不到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根本因素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看不到抗日战争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这种进步力量领导的基础上。《论持久战》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弃独立自主,放弃十几年以弱抗强积累起来的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争的经验和本领,后来中国的命运就要改写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需要。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就一定能够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而这正是我们今天重温《论持久战》蕴含的时代观的重要意义所在。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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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胸怀天下的中国共产党
2022-08-01
把“坚持胸怀天下”提炼概括为党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一大原创性贡献。坚持胸怀天下,既是一种使命担当,也是一种战略思维方式,更是一种政治品质和精神气质。这一决议关于坚持胸怀天下这条历史经验的提炼和阐述,鲜明诠释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宽广胸怀、雄心壮志、坚定信念,深刻揭示了党的百年奋斗之所以能够书写人类发展史上恢宏史诗、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内在逻辑,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同其他历史经验一起深刻揭示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根本所在。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坚持胸怀天下,根本在于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崇高理想,牢牢扎根中国大地,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丰厚文化养分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坚持胸怀天下,源自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科学思想体系,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为党坚持胸怀天下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另一方面,坚持胸怀天下,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天下观、“立己达人,兼善天下”的价值追求、“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平观等,为党坚持胸怀天下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定站在为人类求解放、谋进步的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上,主动顺应时代潮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相结合,坚持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任务同为人类求解放的崇高理想相结合,坚持把放眼中国、放眼当前同放眼世界、放眼未来相结合,铸就了坚持胸怀天下,在世界大势中谋划和推动中国发展,以中国自身发展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的大境界、大追求、大担当。这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 在坚持胸怀天下中创造历史伟业 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看作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信念、深邃的历史视野和远大目光、宽广胸怀,从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在世界发展潮流中谋划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从而牢牢掌握了历史主动。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胸怀天下,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顽强奋斗,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从根本上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制定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展示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善于在世界大势中把握中国革命规律的鲜明品格。抗日战争时期,党坚持为人类正义而战,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领导人民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一口气列举了可能遭遇的“十七条困难”,其中四条就与国际形势直接相关,为党领导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思想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党把对中国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置于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力量的科学分析之上,以更宽广的眼光谋划和推进新中国的发展,推动人类进步事业。战胜“武装到牙齿”的强敌,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独立的重要政治力量。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深刻总结国内外两方面历史经验,抓住历史变革时机,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党科学判断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积极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捍卫、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顺应世界走向多极化趋势,领导中国人民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既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又以自身发展有力维护了世界和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深邃的战略眼光、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经过持续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艰苦努力,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经济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约30%,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稳定器、动力源;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使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为世界向何处去指明了当代的新路径。所有这些都为解答“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坚持胸怀天下,在新征程上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牢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百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坚持胸怀天下、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思想就是旗帜,思想就是力量。新征程上坚持胸怀天下,必须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记中国共产党是干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坚持独立自主地开拓前进的道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也是党坚持胸怀天下、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新征程上坚持胸怀天下,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方向,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虚心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又坚定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信邪、不怕压,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始终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高质量发展为人类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是党坚持胸怀天下、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态度、基本途径和科学方法。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新征程上坚持胸怀天下,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紧扣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主线,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继续推进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大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不断引领人类进步的时代潮流和前进方向,为人类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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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2022-07-26
1928年7月党的六大闭幕之后,整整相距了17年,到1945年4月才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期间,跨越了差不多整个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时期,这也是党的历史上相距时间最长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 (一) 其实,动议召开七大的时间很早。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要准备召开七大的问题。此后,中共中央多次提出要准备召开七大,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前,七大始终未能召开。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面对新的形势任务,中共中央又一再提出要召开七大。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在最近期内”召开七大,并初步确定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还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大会筹备委员会。次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应“立刻进行具体准备”召开七大。但是,由于当时全民族抗战刚开始不久,党中央须集中精力指导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大量的干部被派往前线;加之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党内在统一战线和如何抗战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召开七大的条件实际上并不成熟。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分析了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战略相持这个新阶段后的形势,明确提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批评了王明“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强调统一战线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次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解决了王明回国后在对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党内纷争,统一了全党思想,为七大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正因为如此,召开七大又一次提到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七大,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问题。会议还对代表的名额分配、选举代表办法作了若干具体规定。1939年6月14日和7月21日,中共中央又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9月1日前选出代表待命。 可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国共关系发生了逆转。武汉、广州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提出要“溶共”“防共”“限共”实际反共,并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1941年春发动了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日本对蒋介石集团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将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差不多全部伪军压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就这样,党一方面要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一方面要粉碎日本侵略者的“扫荡”和封锁,只得将召开七大之事暂时搁置下来。 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央政治局于1941年3月12日召开会议,再次决定抓紧召开七大,要求会议准备工作要在“五一”劳动节前完成,初步议定于5月1日开会。当时,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均处在日军的分割包围之中,各地代表们到达延安殊非易事,因而七大仍未按时召开。 随后,为从根本上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党风上的宗派主义、文风上的党八股等不良作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组织发动了著名的整风运动。到1943年夏,整风运动已由高级干部发展到全党,形成了一个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历史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潮。 1944年春,整风运动进入总结阶段,同年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立即进行召开七大的准备。为此,中央书记处就筹备会议作了具体的安排,要求七个月内开预备会,八个月内开大会;各种公开决议及发表的演讲内容,给党员民众和中外人士看的,道理要充分。在五个月内要将大会报告和指定发言的提纲写出。会议同时决定在七大前召开六届七中全会。这样,前后讲了十几年的七大终于提上了日程。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这个《决议》原准备提交七大讨论通过,后来征得准备参加七大的各代表团的同意,改在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主要是为了使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建国方针问题。《决议》对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作了详细结论,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全党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决议》的通过,促进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巩固了党的团结,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二) 1945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121万名党员。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代表人数最多的一次党代会,说明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已经发展壮大起来。出席七大的代表共组成8个代表团,分别是:中直(包括军直)机关、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大后方代表团的地域最广,包括蒋管区和沦陷区的两广、两湖(云、贵在内)、闽粤边、江西、四川等地。 4月23日,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显得格外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旁边是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后面的墙上挂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两侧的墙上,张贴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标语。靠墙边分别插着24面红旗,象征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24年不平凡的历程。 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巨幅标语。主席台上的摆设十分简朴,仅几张铺有白色台布的长条桌和十来把木椅。台下的会场里,摆放着一排排简陋的长条木靠背椅。 下午5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主席团成员出现在主席台,会场内的代表们立即全体起立,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庄严的《国际歌》乐曲结束后,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大会开幕词。毛泽东致辞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和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也相继在开幕式上作了讲话,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绩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并预祝大会成功。 4月2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会前,他写了一个书面报告,即《论联合政府》,会上发给每个代表人手一册。书面报告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战中的两条路线斗争,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并指出中国人民应当争取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前途。同一天,毛泽东还就书面报告的内容作了说明,着重讲到了路线问题、政策问题和党内问题。 4月25日,朱德向大会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5月14日至15日,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七大原定的时间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大会延长。中共中央接受了代表们的要求。这样一来,大会发言的人数也大大增多。从4月30日至5月23日,除了刘少奇作了两天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外,其余时间主要是大会发言和讨论。 5月24日,大会听取毛泽东代表主席团作关于选举工作的报告。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七大选举的三个原则:一是对于犯过路线错误,已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入选;二是对于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三是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个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从这天起,大会进入第二阶段议程,一方面对三个报告的讨论作总结,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转入酝酿中央委员会选举。 5月27日,大会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6月9日,大会正式进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毛泽东等44人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委员。6月10日,进行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33人当选。 6月11日,七大举行隆重闭幕式,由毛泽东致闭幕词。毛泽东对七大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 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 (三) 党的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极为重要,也是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认为,中国面临两种前途,即光明的前途和黑暗的前途,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竭尽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大会确信:“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这也是七大的中心任务。 七大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也是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 大会明确提出,为了建立新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又是内战的祸胎。只有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才能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达到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目的。七大拟定了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前和之后,建立联合政府的两个步骤,即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七大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最低纲领。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国的现阶段,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他进而解释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在土地问题上按照孙中山的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亦依据孙中山提出的,“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毫无疑问,党的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此,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深刻地论述了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间的辩证关系,认为一切共产党人首先要为实现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离开这一点“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除了上述一般纲领的论述外,《论联合政府》中共提出了40条具体纲领,主要内容是: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人民的统一;建立人民的军队;实行农村改革(抗日期间实行减租减息);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在这些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是建立联合政府。 七大在党的文件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生产力标准来判断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七大把党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与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24年来基本经验的高度概括,是党的建设理论的核心内容。 七大强调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所谓人民战争,基本上或者说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强调要作好转变的准备,即准备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乡村转变到城市,到城市工作,夺取大城市,必须要有这个准备,事先要有清醒的头脑,以减少转变中的意见分歧。强调要十分重视干部团结问题,提出要肃清山头主义,做到“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这样才能很好地团结,才能走向胜利。 (四) 党的七大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了高度评价,并且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 七大明确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它是“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因此,大会号召全党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党员和革命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 七大通过的党章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建党思想,以及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和革命风格,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党章还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党的工作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这是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党内生活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就使得全党能够在革命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在思想理论、政治路线和组织制度上得到及时正确的领导,得到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强有力的保证。 七大全面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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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态化长效化党史学习教育中推进自我革命
2022-07-22
党的百年历史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与复兴事业的集体记忆,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蕴含着丰富的治党治国思想资源、实践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去年以来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一次全面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淬炼、精神洗礼,更加深刻认识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更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民族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全党历史自觉、历史自信大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大大提升。 勇于自我革命是党百年奋斗培育的鲜明品格。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刮骨疗毒、激浊扬清、革故鼎新的自我革命史。八七会议、古田会议、遵义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一次次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病灶,在自我革命中成长成熟,解决了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的问题,积累了丰富历史经验。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探索出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效途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依然要不忘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害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原体,以党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常态化长效化学习党史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要求。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也是一条重要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接受了全面而深刻的历史自信、理论自觉、政治意识、党性宗旨、革命精神教育,有利于全党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团结意志,成为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的生动实践。奋进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仍然要在不断重温和感悟党史中,深刻认识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深刻认识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新时代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从而不断砥砺初心使命,奋力担当作为。 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给党的自我革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必须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在“常”“长”二字上下功夫,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深化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历史规律的把握、历史智慧的运用,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丰厚营养,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常”和“长”分别强调过程维度的空间要求和效果维度的时间要求,目的是强调学习的规范性和效果的持续性。具体来说,既通过经常性开展专题学习、专题研讨等方式,将学党史融入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工作全过程,又推进长效机制建设,将党史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确保党史学习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正笃实、久久为功。同时,要探索适合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群体深入学党史的方法途径,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在学党史、悟党史中坚守初心使命、筑牢思想防线,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时刻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既要讲求学习方式,更要突出学习重点。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和党史学习教育的系列重要论述,持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史的理解把握,总结传承好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丰富成果,如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从严管党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教育相结合,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纯洁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党的肌体。要坚持守正创新,在强化党史学习基础上深入研究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与时俱进探索实践、破解难题,丰富发展党的自我革命理论,不断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着力增强广大党员干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作者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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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红旗要擎紧——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百年宣传
2022-07-18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一百年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挥着引领社会建设、促进思想动员、加强社会治理等重要作用。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治党治国的重要方式,必须须臾不可松懈地开展下去。 一、“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 我们党成立初期,便开始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探索。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的第一个决议,把发展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作为党的基本任务,提出“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教育工人,使他们在实践中去实现共产党的思想”。1925年2月,中央制定的《宣传部工作之进行计划》规定:中央宣传部的根本责任是,“对内应利用种种方法给与全体党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理论的和实际的教育,对外应利用各种机会使我们的思想能切实深入一切广大的被压迫群众之中”。 我们党一贯注重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早在党成立之前,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就创办了《工人周刊》《劳动界》等刊物,并“提倡平民教育”,创办工人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班等,在提高工人文化水平的同时普及马克思主义。为培养农民运动骨干,自1924年7月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开办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毛泽东等主持。农讲所引导广大农民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农村、看待自身,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在中央苏区,我们党提出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并广泛开展小学、夜学、识字运动与俱乐部运动,建立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唤起了民众的阶级意识,激发起了大家的革命斗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于提升部队战斗力、取得革命胜利至关重要。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第四军设立政治部,坚持对红军士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提高阶级觉悟,“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会议指出,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强调要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政治教育工作。解放战争后期,针对一部分干部和战士对战略决战后的形势任务缺乏正确认识的情况,解放军部队开展了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各野战军也传达学习了毛泽东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等文件,在全军掀起了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的热潮,并为向全国进军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党内思想是否统一、路线是否正确,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延安创办大批学校,积极发展干部教育,并开展了一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实现了全党新的团结与统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围绕革命斗争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把它作为启发觉悟、动员群众的重要方式,作为与敌对势力、错误思想斗争的重要手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强大的思想政治基础。 二、“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我们党进一步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在全社会开展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 党从制度和体制上着手,加强和改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1949年11月1日,陆定一在《关于宣传部工作情况及机构设置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到,把中宣部重新健全起来,成为今后的重要工作。后经过开会讨论,在拟定的方案中,“政治教育处”成为中宣部下设部门之一,“掌管关于党内外思想斗争与教育的问题”。1951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对理论教育、理论学习的步骤、方法、内容和理论教员队伍建设提出要求,对党内理论教育和学习从制度上进行规定。 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整顿党内外的政治教育工作、加强党对思想工作的领导成为会议重点讨论的问题之一。会上,刘少奇作题为《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的总结报告,强调“必须发动与指导全党一切干部、党员、党外积极分子去进行他们所能够做、又需要做的宣传教育工作”“今天,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更加提高了,更加需要加强党的思想领导”。同时,本次会议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关于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决议》《关于加强工农读物的出版工作的决定》两个文件,以法规形式推动了各级党的领导机关把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并与党的中心工作有力地结合起来进行。 1957年2月,为应对国内外复杂局势,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3月6日至13日,毛泽东在同宣传、普通教育、文艺等方面的几十位党内外代表人士座谈时指出,省委要抓好思想工作;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每省要有一位宣传部长、一位教育厅长亲自抓这项工作。3月中旬,毛泽东在基层调研时进一步强调,“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他认为,党内出现了缺乏革命热情、缺乏艰苦奋斗精神的现象,并指出:“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1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报告》,要求高等学校和中级以上的党校要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教材,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丰富而生动的宣传思想工作,领导人民积极改造旧思想、旧观念,使社会各阶层普遍受到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逐步树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新的文化意识形态,凝聚形成了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建设新中国的统一意志。 三、“需要在人民内部广泛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原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偏离正确轨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逐渐走向正轨,实现拨乱反正。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在改革中前进、在创新中发展,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此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心也需作出相应转变。1979年6月,邓小平明确提出,“需要在人民内部广泛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1980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印发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工作向中央的汇报提纲》的通知。通知指出,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必须有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坚强保证。为了更好引导农村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党分别召开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并出台《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等文件,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服务。在全面改革的推动下,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阶段,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发扬优良传统,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江泽民多次指出,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对青年学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他强调,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1990年至1991年,党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开展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和中共党史的学习教育,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中共中央还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对新形势下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进入新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成为全党全社会一项极为紧迫的重要任务。2005年1月,胡锦涛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于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此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央宣传部等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和实施方案等文件,各地各部门各高校也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抓住关键环节,创新途径方法,完善体制机制,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呈现出良好发展局面。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探索逐步走上了一条科学化、专业化、制度化的新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内容、方式和机制上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四、“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过程中,从战略高度提出了许多关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论断和新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涵,为新时代全面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围绕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和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等,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他尤其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教育,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回答了事关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针对性。同时,党中央和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对深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进一步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抓好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曾引用毛泽东的话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在这一时期,党内开展了一系列集中学习教育。2013年6月,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5年4月,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2016年2月,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2017年对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作出安排和部署,持续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2019年,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2021年2月,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通过历次集中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并为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用好“传家宝”、守好“生命线”,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新的强大力量!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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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赣边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精神诞生地
2022-07-12
湘赣边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南、江西交界地带,涵盖罗霄山脉东西两侧24个县(市、区),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是秋收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的发生地和井冈山精神的诞生地。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此后,中国共产党在湘赣边界先后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与湘赣革命根据地,使其成为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战略侧翼,以及三年游击战争中党在南方的重要支点。 汇聚井冈,开辟革命新路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由湘鄂赣边界的工农武装与革命士兵整编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发起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打出了人民军队的第一面军旗。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遭受重大损失。毛泽东总结教训,主张放弃攻打长沙,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部队抵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毛泽东决定对剩余部队进行改编,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的建军原则,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也成为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选择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不仅因为在大革命期间湘赣边界各县曾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且有袁文才、王佐等人已成功领导过农民武装,更因该地区具有良好的作战地势,利于后续革命。1927年10月,秋收起义部队登上井冈山,开始在茶陵、宁冈、永新、遂川、酃县等地发动群众,建立各级工农武装和民主政权。1928年2月,根据地军民打退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进剿”,成立了新(永新)遂(遂川)边陲特别区苏维埃政府,标志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朱毛”红军会师,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壮大奠定了基础。湘南起义后,由于湘南特委执行盲动主义政策,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无法在当地立足,被迫向井冈山地区转移。1928年4月,毛泽东与朱德所率部队在宁冈会师,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四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武装力量得以增强。此后,根据地军民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策略,先后打退江西国民党军队第二、第三、第四次“围剿”,将根据地扩展到宁冈、永新、莲花全境,以及遂川、酃县、吉安、安福等部分地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为巩固政权,井冈山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登上井冈山后,工农革命军就开展了打土豪筹款的活动。1928年2月,打土豪运动在个别地区发展为分田运动。1928年5月,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土地革命运动在边界各县掀起高潮,激发了广大边界群众的革命热情。 同时,党的建设与军队建设的许多原则也在这一时期确立。1927年10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了6名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撰写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入党誓词。除了支部建在连上,党组织在各级军队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形成了《党代表工作大纲》中的规定和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领导。毛泽东还总结军队开展群众工作的经验,陆续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提高士兵政治素养。如《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到:“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 星星之火,湘赣南北燎原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湘赣边界两个根据地的建设树立了榜样。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平江起义部队主力抵达宁冈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分五路向井冈山进攻。为掩护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但留守井冈山的红五军随后也被迫突围,井冈山一度被占领。1929年5月,红五军主力回师宁冈,恢复了部分根据地。在红五军的支持下,湘赣边界特委决定以永新为中心,着手建设湘赣革命根据地。同年8月,红五军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带到了湘鄂赣边界。 1929年10月,红五军分为五路纵队,在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带开辟根据地。1930年,湘鄂赣边特委先后组织数十万群众,发动“三一八”武装大示威和红五月大暴动,在平江、大冶等地建立起政权。1930年6月,湘东北、赣西北、鄂东南等11个县建立起较为巩固的根据地。1931年7月,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成立湘鄂赣省委和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 在湘赣边界的南方,1929年10月,湘赣边特委组织永新、莲花、宁冈三县赤卫队攻占永新城,并组织军民先后8次攻打吉安。1930年7月,红三军团一举攻占守备空虚的长沙城,一时轰动全国。撤出长沙的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合并为红一方面军,在湘赣边特委的支持下一路向东攻占吉安,沿途连克湘东数县,将湘东与赣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10月,这两块根据地合并成立湘赣省,建立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自此,井冈山的火种,点燃了湘鄂赣与湘赣一南一北两块革命根据地的燎原之火。 两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颁布土地、肃反、经济、文化、劳动、婚姻、红军等各方面的决议与法规,积极贯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使贫下中农分得了土地。土地革命为党组织和红军的壮大奠定了基础,1932年下半年,湘鄂赣省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增至2.5万人,湘赣省兵力也发展到1.3万余人,湘赣边界的两块根据地达到鼎盛阶段。 拱卫苏区,坚持游击斗争 在历次反“围剿”斗争中,湘鄂赣与湘赣两个革命根据地作为中央苏区的战略左翼,为保卫苏维埃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与中央苏区仅一江之隔,湘赣苏区在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都牵制了大量敌军。在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中,蒋介石分别指派7个师和12个师的兵力进攻湘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紧邻南昌、武汉等敌人统治中心,长期被大量敌人包围,根据地多次遭受严重破坏。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根据地军民付出巨大牺牲,最终击退敌人的进攻。湘赣边革命老区不仅在战略上策应了中央苏区,还输送了大量子弟兵和物资,仅永新一个县就有10万人参加红军,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也有24万人参加红军,有力支援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即便遭遇严重失败,湘赣边界的军民依然坚持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重要支点。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执行中革军委“攻势防御”“御敌于国门之外”等错误战略,湘鄂赣省委与红十六师大部牺牲,湘赣根据地也在敌人的进攻下难以维持,红六军团受命西征,湘赣边界留守的红军被迫上山游击。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湘鄂赣和湘赣根据地与中央失去联络,但始终坚持斗争,为革命保存了火种。 在湘赣边革命老区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新型人民军队,探索出了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根据地建设相统一的宝贵经验,有力回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质疑,在实践中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和军事战略思想。以游击战“十六字诀”为代表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在湘赣边界的长期军事斗争中被反复验证。 湘赣边界军民作出的巨大牺牲,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起点,凝聚成了宝贵的井冈山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为主要内容的井冈山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不论斗争形势如何艰巨,从这里燃起的革命火种始终不曾熄灭,在这片土地锻造出的革命队伍、传承下来的精神财富,仍然在书写着新的篇章。 (作者单位: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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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抗战精神 迈向百年辉煌
2022-07-11
85年前的7月7日,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将一个沉睡的民族惊醒,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在卢沟桥燃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中国人民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国殇难忘,警钟长鸣。85年后,我们回望这场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正义事业史册上的战争,不禁心潮澎湃。我们要向全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爱国人士和抗日将领,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建立了历史功勋的海内外中华儿女,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支援和帮助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外国政府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为了胜利而壮烈牺牲的所有英灵,向惨遭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中华民族的过去,苦难深重。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百折不挠。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领导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英勇作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全民族抗战爆发85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矢志奋斗、团结向前,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今日中国的发展,如日之曙,举世瞩目。我们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中华民族的未来必将更加辉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让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在伟大抗战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美好愿望,坚定走上民族复兴的光辉道路。我们必将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今年下半年,我们党将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谋划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蓝图。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齐心协力,正意气风发向着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鉴往事,知来者。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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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党史研究述评
2022-07-06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共产党历史发表系列重要讲话,为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基本遵循。这一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取得全面进展、成果丰硕。 一、中共党史研究指导理论的重大发展和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中共党史研究指导理论的重大发展。中共党史研究指导理论的重大发展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出台。2021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出版的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为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重要论断。之后,他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深刻揭示了正确党史观及其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内在一致性。《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一篇基于正确党史观和大历史观认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经典文献,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新认识,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基本遵循。 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持续推进,有学者提出将中共党史学理论分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部分;有学者主张将中共党史学理论分为关于党史学的性质、对象、任务、特点、功能,历史材料的收集鉴别,历史著述的编撰,历史认识的检验,史家应有的基本素养,研究的方法等方面的理论;还有学者从历史哲学的视域,围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共党史研究、马克思辩证法与中共党史研究等问题展开探讨。这些研究推动了中共党史学理论的发展。关于中共党史学研究方法的讨论表现出深化的趋势,有学者指出,中共党史学研究方法宏观层次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如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等;中观层次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如调查研究法、社会矛盾研究法、社会主体研究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具体层次是社会史学方法、比较史学方法、个案研究方法、口述史学方法以及心理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等;有学者提出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根本前提下,借鉴人文社会科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中一切有利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是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和方法,二是合理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三是广泛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相关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随着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及其运用,这一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出现诸多新的研究视域和研究领域,推动中共党史研究朝纵深发展。 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问题的讨论。在20世纪80、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共党史学科建设问题曾有过几波讨论。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史、国史的高度重视,中共党史学科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越来越多人主张建设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有学者指出,中共党史学科已经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相对独立的知识结构体系、丰硕的研究成果、丰富的资料支撑、独立的研究机构和源源不断的队伍保障,具备了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的基本条件;有学者提出了一级学科建设的设想,主张以中共党史学科为基础,以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骨干构建新的一级学科体系。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出《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拟新增“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相关讨论的重点转向党史和党建如何融合发展、党史党建基础理论的建构、一级学科内各二级学科如何设置等问题。 二、中共党史研究著述概况和研究的主要热点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党史研究著述概况 在中国共产党通史研究领域,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成果,被认为是“一部集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为一体的党史巨著”。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是第一部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编写的通史类著作,该书第一次把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重点,李忠杰著《中国共产党历史通览》也是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通史类著作。 断代史研究历来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在这一时期取得突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都是考证类著作。黄修荣、黄黎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也是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成果。抗日战争史研究成果丰硕。王秀鑫、郭德宏主编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在1995年版的基础上重新修订,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是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著作。团结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丛书,是海峡两岸历史学者合作完成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8卷,注重从中华民族的角度考察抗日战争。这两套丛书虽不是完全意义的党史著作,却是中共党史研究应该关注的成果。这一时期改革开放史研究进展明显,代表性著作是2021年出版的《改革开放简史》,其特点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重反映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宝贵经验和伟大精神,被认为是“关于改革开放历史的一部扛鼎之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改革开放研究丛书”是这一时期改革开放史专题研究的重要成果。此外,曲青山等主编的《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丛书32卷,全面展示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专门史研究持续繁荣,表现出全面、深入、细化的趋势。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防治重大疫病的历史与经验》是首部全面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防治重大疫病的历史和经验的著作,既反映了中共党史专门史研究全面、深入、细化的趋势,也反映了中共党史专门史研究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专门史著作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被认为是“学习研究党的宣传史的基本教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组织由相关权威部门编纂的“中国共产党专门史丛书”2017年起陆续出版,将专门史研究推进到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近10年间,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中共党史研究论文是历史上最多的时期,在某数据库以“党史”为关键词检索,最早的数据是《新史学通讯》1951年第7期发表的《历史工作者对学习党史应有的认识》,共检索到45837条(截至2022年4月),而2013年1月以来的检索结果为33017条,占72.03%,由此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之繁荣。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热点 一般来说,期刊论文最直观反映研究的热点。本文以2013—2021年间《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党的文献》《当代中国史研究》四家党史专业期刊发表的论文和《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篇目索引”收录7812篇论文为分析样本,并按“中共党史研究篇目索引”分类,通过高频关键词统计、归纳和分析,确定各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该样本虽难免有遗珠,但较有专业性和代表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论文总数为2007篇,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共党史研究重心开始转向社会主义时期,但近10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仍然不少。从研究内容看,革命根据地建设、国共关系史、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提及频率分别为204次、173次、148次,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三大热点。关于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央苏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关于国共关系的研究视角更加多样,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注重从国民党方面或者第三方的视角分析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各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活动、早期工人运动、中共“一大”相关史实的考证、苏俄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影响等方面。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论文总数为1547篇。从研究内容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外交关系、政治运动的提及频率分别为251次、168次、137次,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三大热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主要集中在土地改革、统购统销与计划体制确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主题,注重利用地方档案做区域性或个案研究是这一时期研究的新热点。外交关系的研究中,中苏关系关注度最高,其次是中美关系。政治运动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三反”“五反”运动、知青上山下乡,通过整体性或者区域性的实证研究探讨政治运动的起因、过程和影响。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研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论文总数为622篇,较以往有长足进步。从研究内容看,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历程回顾的提及频率分别为178次、103次、94次。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最热的主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经济领域各项改革的专题研究,二是从整体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和逻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有所降温,直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题的论文较少,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国家治理、法治国家建设、行政体制改革。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整体或从某方面回顾改革开放历程,总结主要成就和历史经验成为这一时期研究最集中的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时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新领域,其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研究主题的235篇,以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为研究主题的135篇,以党史学习教育为研究主题的57篇。党的创新理论历来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点,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理论范畴的探讨是这一时期的最大热点。即时史学作为一种新的史学范式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得到运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召开后,结合党的历史经验对两次党代会进行多方面研讨,成为该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又一热点。 总论性研究。跨时期的总论性研究论文1254篇,热点集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412篇)、改革开放40周年(334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189篇)三大主题,以回顾总结和纪念性研究为主,一是总体论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或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70年)历程、成就、经验、意义,二是分领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项工作的回顾和总结,三是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关注度较高的是毛泽东、习近平、邓小平等人,词频分别为605、310、184,表明领导人物仍然是研究的热点。这一时期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对象更加广泛、多样,越来越多的“小人物”受到关注,丰富了中共党史人物谱系。 三、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域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视域不断拓展,形成了多维视角研究中共党史的良好态势。 “新革命史”研究视域。“新革命史”概念提出在党的十八大之前,而对新革命史范式的深入讨论则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新革命史主张“回归历史学轨道,坚持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并尝试运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加以重新审视和研究,以揭示革命的运作形态尤其是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问题、概念和理论”。对新革命史的讨论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成为热点,这一研究范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用以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对于推动中共党史研究深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地域史研究视域。地域史研究指以一定区域作为个案的基层社会历史研究。地域史作为一门新兴的史学分支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为史学界所重视。受其影响,中共党史研究也表现出从宏大叙事转向重视地域史研究的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地方档案史料的挖掘和利用,地域史研究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地域史的分析框架被越来越多的党史研究者运用。 概念史研究视域。概念史的引入和应用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共党史研究》专门开设“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专栏进行讨论,有学者对中共党史中的概念谱系进行了梳理,提出概念史研究应注意的原则和方法。概念史的引入,拓展了党史研究的视域,虽存争议,但近年来概念史研究已较为普及,尤其受到青年学者的青睐。 纪念史研究视域。纪念史是中共党史研究特有的研究视域,出现于党的十八大之前,研究者将其定义为“从纪念活动的具体史实梳理入手,将纪念活动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与中共的历史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建构完整的中共纪念活动史”。党的十八大之后,纪念史研究愈发受到广泛关注,逐步发展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出现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研究热。 制度史研究视域。《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开设“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制度史研究”笔谈专栏,探讨制度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逐步明确制度史研究对象是中共自身制度建设与实践的历史和中共主导下的国家与社会制度建构的历史。中共制度建构理念、中共制度建构以及其所主导的国家制度建构过程和制度规范、制度的社会实践及其引起的社会反应是这一时期中共制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社会心态史视域。社会心态史将人们的价值观念、精神活动等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心态史研究侧重集体的态度,认可大众文化及其能动作用,体现总体史理念和人类心灵实践之间的张力。主要考察和分析特定时空不同群体成员所共有的心态结构及其演变。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开始注重从社会心态史的视角研究中共党史,注重对特定历史时期或重大历史事件背景下不同阶层、群体的心态分析。总体而言,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心态史视域还处于初步阶段。 心灵史研究视域。心灵史注重考察社会政治背后的精神世界,试图从人类精神的角度解读历史流变的脉络。与社会心态史注重群体性思想流变不同,心灵史希望通过“挖掘个体心灵的变幻,深入个体的内心世界,观察内心思想的轨迹,深究人类灵魂深处的世界”。心灵史研究的方法较早引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以往的心灵史研究多关注党的领袖人物。近年来,心灵史的研究转向关注普通党员和下层民众。这种研究使个人档案、反省材料、审讯记录、日记、回忆录、书信等过去较边缘的史料显现更高的利用价值。 此外,还有学者尝试将身体史、经典文献阅读史、日常生活史、量化史学等运用到中共党史研究中,这些新的研究视域是拓展和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有益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取得全面成果,中共党史研究指导理论有重大发展,在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党的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等方面都取得较大进展,仅就研究成果数量而言,可称是中共党史研究最繁荣的时期。但繁荣背后的问题也应引起重视:一是重复研究或低水平研究的问题依然突出;二是某些新方法、新视域的运用与传统研究方法和叙事体系存在张力,甚至产生消解作用;三是中共党史学基础理论仍然落后于党史研究发展;四是档案的开放和利用状况仍然难以适应党史研究发展的需要;五是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仍然滞后。这些都是中共党史研究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展望未来,中共党史研究呈以下发展趋势: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第三个历史决议成为中共党史研究新的基本遵循,更深刻影响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方向,中共党史研究更加突出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将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三是中共党史研究视域更加多样,研究领域更加深化、细化;四是随着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增设,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及其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将成为新的热点。 [作者分别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建设的百年实践和经验研究”(项目号:22AZD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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