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学习教育，将其作为确保政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当年，马克思从帮助无产阶级组织和团体成员尤其是领导人转变世界观入手，通过谈话、书信等多种方式对同盟成员进行思想教育，把共产主义者同盟发展为“一个极好的革命活动学校”，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也强调，要把教育贯穿于生活工作中，“在日常工作中培养自己成员完整而彻底的革命世界观”。中国共产党恪守这一优良传统，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坚持将党内集中学习教育作为管党治党的有力手段，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也是一条重要经验。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一以贯之地通过党内集中学习教育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孜孜不倦探索党的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提升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巩固和增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确保党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胜利走向胜利。 坚持党内集中学习教育与中心任务相结合，彰显自我革命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始终坚持从中心任务出发，找准自我革命的时代要求，开展具有时代特点的党内集中学习教育，确保党的事业顺利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开创性地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思想政治基础。随后，党又通过“三查三整”整党运动，纯洁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党的作风、增强了党的战斗力，推动土地改革顺利完成，为赢得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通过开展整风整党运动开启了全国执政后首次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形成从严治党、清廉治国的良好风气，为团结带领人民恢复国民经济、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挥了正向助推作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从先进性要求出发加强自身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相继开展了“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集中学习教育，整顿了作风、加强了纪律、纯洁了组织，确保全党的思想统一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为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学深悟透这一思想的精髓要义，成为新时代党内集中学习教育的重中之重。党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集中学习教育，始终如一地用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提高全党理论素养、增强“政治三力”、提升斗争本领。4月3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要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全党上下在学习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主题教育要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这为新征程上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指明了团结奋斗的方向。 坚持党内集中学习教育与问题导向相结合，彰显自我革命靶向治疗的鲜明底色 坚持自我革命，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必由之路，其核心就是通过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确保党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百年来，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始终如一地从党的建设薄弱环节入手，从找准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出发，从问题导向到靶向治疗，有的放矢地推进自我革命。革命时期，党的队伍不断壮大，党员成分复杂、理论水平不高、理想信念不坚、思想作风不纯，以整风整党为主题的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有效改变了“左”倾教条主义带给全党的思想混乱，提高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新中国成立后，部分党员居功自傲，享乐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相继冒头，党内集中学习教育聚焦净化政治思想、强化纪律意识，通过理论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查找问题、落实整改，确保全党坚定信念、转变作风，坚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新时代，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面对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部分党员理想信念淡化、宗旨意识淡薄、“四风”问题突出、斗争精神减弱，某些基层组织能力建设不足、组织涣散，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长期存在。系列党内集中学习教育紧盯党的建设现实问题，从永葆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这一永恒课题出发，通过学习教育助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断强化全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经由党的自我革命有效维护党中央权威、增强党内团结，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坚持党内集中学习教育与系统施治相结合，彰显自我革命成效显著的绚烂亮色 党的自我革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秉持系统观念。从建党伊始，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始终坚持立足思想教育，以政治建设为核心、以组织建设为抓手、以作风建设为重点、以制度建设为路径、以纪律建设为保障，围绕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多措并举、系统施治，推进自我革命见成效、增实效。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围绕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生命线、持守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责任担当而展开，把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作为重要任务，加强全党党性修养、筑牢全党信仰之基、改善党风政风、增强组织功能、强化规矩意识，确保全党坚持人民立场、坚守初心使命，恪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同时，党高度重视管党治党历史经验的一脉相承，不断总结、提炼在党内集中学习教育中形成的、相对比较成熟的、在自我革命进程中得到反复印证的、能广泛适用的经验，将其上升为制度规定，为深入推进自我革命提供制度支撑。特别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第一议题”学习制度等规定的出台和全面推行，教育党员干部增强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自觉性和行动自觉性，强化了党员干部坚持自我革命的主体意识。为巩固教育成果、提升教育实效，党在集中学习教育之余还积极探索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和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机制，确保党更好地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作者系四川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我们党成立后，遵循这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调查研究作为重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尤其是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经典论著。他于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过，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尚未成熟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将实事求是上升到思想路线层面，加之由于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等影响，使得调查研究难以全面推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调查研究较之于以往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要求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从实际出发而非从本本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成立了中央调查研究局和各类调查团，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走出学校、走出机关，走进基层、联系群众，进行经常、系统的调查研究，端正了对中国实际问题的认识。 调查研究成为解决党的思想路线的必然选择 长征落脚陕北后，党中央首先忙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10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建立，毛泽东同志就重提调查研究，准备将部分调查材料汇编出版《农村调查》一书，并写下了序言一。在序言中，他写道：为免再损失，印出若干份，并供同志们参考，“这是一种历史材料，其中有些观点是当时的意见，后来已经改变了”。但因各种原因，《农村调查》一书出版事宜被暂时搁置。1938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对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讲话中再提调查研究，指出调查应当是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联系的、本质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遵义会议以来政治路线的正确，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右倾错误，但在党内遗留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依然有一定市场，不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来加入党内、对党的历史没有深入了解的党员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对久经考验的一些老同志也产生一定的迷惑。 面对这一状况，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为解放社即将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在沦陷区中敌人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这个问题方面，抗战干部中没有研究或没有系统研究的，乃是十人而九。“‘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狭隘经验论’”。序言最后指出：“要解决问题就须要研究，须要从材料中引出结论，这是另外一种工作”。毛泽东同志讲了现状，提倡了调查研究的作风，并分析了错误思想的根源以及未来工作的方法。1940年下半年开始，他又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文献，在这一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基础上，12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错误问题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 如何消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在党内的影响，如何解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以之来指导中国革命实际，摆在了党的面前。对此，党中央给出的答案就是进行全党范围内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而在延安整风发动之前，毛泽东同志的一项重要决定就是重新启动搁置三年多的《农村调查》的出版工作。1941年3月17日，他为《农村调查》一书写下了第二篇序言。在序言中，毛泽东同志写道：“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他要求，“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可见，调查研究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基石，是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调查研究精神“已经逐渐培养起来” 1941年5月，延安整风运动准备阶段，党中央立即从确立制度着手，将成熟的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在全党推开。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指出中央已设立调查研究局。8月1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提出“两种鼓励”“两种批评”和“两种反对”，即“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决定还规定：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的材料，加以研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的高级机关，各根据地的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各种材料加以研究，作为各地工作的助手。 为了推进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我们党做了大量工作。8月26日，毛泽东同志看了高克林写的关于运盐的调研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后，特地加了按语并推荐给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他在按语中肯定了高克林的调查研究工作，同时强调：“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9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胡乔木的《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一文，认为《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乃是全民族的思想革命的动员令，乃是中国的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宣告决战的纪念碑”。1942年1月，《解放日报》社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锁钥》认为调查研究意义重大，“只有经过调查研究，马列主义所指示的改造世界的任务，才能在中国实现。只有经过调查研究，党中央的每个指示，才能在各个具体工作中实现。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了解敌友我三方面情况，规定出正确的办法，获得工作中的胜利”。 对于中共中央倡导和要求的调查研究，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主动示范、积极参与。1940年，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多次到延安周边地区实地勘察，甚至专门取走水样和土样送重庆周恩来处请他找人化验，最后选择到土地肥沃的南泥湾垦荒屯田，创造了南泥湾奇迹。10月16日，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通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虽年已花甲，仍于12月率领一支二十多人的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搜集区、乡基层的具体材料。1942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率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从延安出发到陕甘宁边区作实地调查，回到延安后向党中央提交了著名的调查报告《出发归来记》。 到1942年延安整风正式开始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得到有效推广，在思想领域内，已经开始建立一种新的风气。实事求是的科学调查研究精神已经逐渐培养起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当然，短短的一年的推进，工作还未做得彻底，有些人依然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纯粹技术工作与简单统计工作看待，把调查研究工作仅仅看作少数人的专门工作，而不是每个同志所必须要做的工作。 调查研究“普遍深入到生活中去” 为使调查研究“普遍深入到生活中去”，1942年3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通知开宗明义地指出“调查研究决定是反主观主义的重要指示”，并对各地执行程度进行了全面检查：各级领导机关是否进行了讨论和如何执行，是否在同志中进行了教育以及如何教育，建立了何种调查研究机关以及有无具体办法培养专门干部，决议中收集材料的方法是否实行以及如何实行，是否动员了全党全军及政府各级机关和全体同志开始注意调查工作等等。这也反映出中共中央对于调查研究执行的程度并不非常满意。因此，3月10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在延安的干部先讨论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求得对这些文件及报告精神实质的了解，然后进一步检查各部门的工作。 调查研究成为延安整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规定了整风学习的十八个文件，其中第五个就是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为了使得学习深入，整风中实行了学习测验制度。9月，安塞县学委会举行学风文件学习测验，题目中有：整风学习中，你感到自己的工作部门哪些地方存在主观主义毛病？哪些地方调查研究不够，你计划怎样改进？关于这样的考试，在当时的整风学习宣传报道中比比皆是，即将调查研究与党性、学风、作风相联系，从而让党员干部在思想深处有所震动，在革命实践中有所行动。 把调查研究推向深入，党的领导推动和示范依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针对1940到1941年陕甘宁边区出现的空前财政经济危机，毛泽东同志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性文章《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并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普遍宣传。1944年7月28日，他致电李先念等人，请各地就党外人士工作、减租、双拥、军队建设、人民负担等十项重大问题进行扼要答复，其目的是“以便中央在今秋能对其中几项工作作恰当的指示”。1944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强调：“但这种方法却使我们能同现实发展情况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能了解人民的愿望和需要，能向党内外工作出色的人学习。”这反映了党的重大决策是通过调查研究来决定的，另外也是毛泽东同志在反复告诉党员领导干部，无论实际的情况如何纷繁复杂，只要去深入系统调查研究，就可以了解和掌握情况，制定出切合实际的、人民满意的政策。 通过整风中各项举措，党员干部学会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革命实际中去，学会了用调查研究的方法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如《解放日报》从1943年10月7日到12月27日，先后发表了《牛沟减租斗争》《木头峪减租斗争》《刘木瓜沟减租斗争》等九篇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的调研报告。 调查研究成为全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考察延安时期调查研究成为全党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这一进程以几个基本的理论和实践观点在党员干部中普遍形成和践行为前提和基础。 一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历史观，对于这一论断，延安时期他还讲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这一历史观对于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的成熟有着深刻的影响。首先，只有如此，党员领导干部才能真正理解人民大众有着无穷的力量，是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才能明白群众中有着我们任何个人所万不能企及的丰富经验，最终才有甘当大众的小学生的态度，与群众打成一片，而不是自己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其次，有了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立场观点，有了当小学生的态度，调查的对象群众才会讲真话讲实话，才会对问题的解决有所期望，并把问题解决的思路和办法真心实意地讲出来。最后，有了为群众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在调查研究的形式上才不会“走马观花”“搞一窝蜂、一锅粥”，不会“调而不研”，而是能真心抓住调查研究中心环节，不仅仅在于形式上的统计，不仅仅在于各种死的材料知识的搜集，而更加重视学取群众的经验。 二是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我们党认为，调查研究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有力武器。首先，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在于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如此，才能使调查研究真正发挥作用，才能洞察事件发展的规律。其次，科学的调查研究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锁钥。《解放日报》社论《掌握马列主义的锁钥》指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对于掌握马列主义武器，指引了一条捷径，提供了一个宝贵的锁钥。这对于全党学习应用马列主义，将是一个重大的推动。从这个决定以后，调查研究的工作，成了学习马列主义的主要环节了。”换言之，没有调查研究就不会了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会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最后，调查研究是正确认识党的历史的重要方法。党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所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是判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有没有结合、结合得好不好的重要方法，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准确与否、深刻与否的重要方法。 三是“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调查研究，不是从现实中找到一点根据来自圆其说，不是给实际套上一个主观臆造的规律，而是从问题出发，了解对象，熟悉他们的情况，制定出科学的政策。首先，调查研究要有明确的目的。早在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指出：由于没有明确的目标，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搞调查研究，只有目的搞清楚了，才好围绕其展开工作，才能为这个中心服务。其次，在详细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抓住要点。详细地占有资料，就是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要“亲自出马”、付诸行动，要“组织调查研究的班子”，进行典型的“解剖麻雀”，要抓住主要矛盾，“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最后，在调查的基础上要研究，要决定政策。深入系统的调查后，熟悉所有的材料，辨别材料的价值，找出内部联系和矛盾，然后引出应有的与必要的结论。只有通过有意识的自觉的调查研究、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才能发现事物固有的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制定发展需要的对策。 （作者系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1930年2月，寻乌红二十一纵队第一、三中队150多人，兴宁大信武装第三营100多人，东江红军游击大队100多人，区联队50多人，加上平远、龙川、兴宁北部武装力量，整编成立了东江工农红军十一军第五十团（简称红五十团），全团500余人，刘光夏任团长，陈俊任政委，邝才诚任团参谋长，袁劳任政治部主任。团部还设有军需、参谋处等。参谋处下设侦察排、警卫排、卫生队和宣传队。全团设一营三连，各连下设三个排，每排9至10人不等。团部各直属单位及各连均建立了党团组织。 东江工农红军五十团成立后，接连攻取了广东的石正、八尺、石南、仲石等地，战果辉煌，寻乌南部和周边广东地区连成一块小红区，给赣粤边区人民很大鼓舞。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接连攻占十几座县城，把赣南闽西连成一块大红区。 1930年3月，为实施粤赣边区小红区与赣南闽西大红区连成一片的战略目标，红五十团奉东江特委命令向北挺进，攻打寻乌地方反动武装谢嘉猷老巢澄江谢屋，谢嘉猷、钟文才武装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当地最大、最顽固的地方反动武装力量，也是红军在寻乌扩大革命根据地过程中遇到的首要障碍。3月24日晚，红五十团分左、中、右三路乘夜出击澄江，不料遭到装备精良的谢嘉猷、钟文才反动武装力量的疯狂反扑，双方激战到翌日天亮，除红五十团第三连连长陈必达率领的20多名战士突围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在澄江战斗中，不熟悉地形的红五十团从一开始就遇到麻烦，在逼近澄江时走错计划路线，各部联系困难，原定三路同时开打，结果一路开打时其他两路还在路上，没有形成合力。红军进入澄江后，向圩内大声宣传：“我们是穷人的军队，是解放劳苦大众的，希望你们不要参战！”由于前期没有做好群众工作，不明真相的群众还参与其中攻打红军，圩内围屋的敌人却用密集的火力回应红军。当晚，已经暴露的红军不敢轻易转移方向，按照刘光夏团长的指示，“站着不变动，等到天亮打进攻”。等到天亮，此时的红五十团发现已经被敌军包围，且伤亡惨重，而敌军人多势众，谢嘉猷、钟文才反动武装和反动民团“红枪会”一起对红军展开反击。面对敌人反扑，红军开始被迫撤退。红五十团退了好几里天才大亮，退到一个烂泥田里时，团长刘光夏的马陷入了泥田里，许多指战员也陷进了烂泥之中拔不出脚来。此时，圩内反动民团“红枪会”已经手持大刀、长矛一路追了过来，把红军战士一个个就地砍死、刺死，一路上尸骨遍地，鲜血染红了整个湖洋田。 战斗中，团长刘光夏当场被敌人用大刀砍死，政委陈俊壮烈牺牲，团参谋长邝才诚被谢嘉猷反动民团俘虏。邝才诚被俘后，毫无人性的敌人用4枚大铁钉把他钉在澄江圩附近的一棵大樟树上，并用小刀一块一块地割他身上的肉。鲜血染红了树干，洒在了樟树四周。邝才诚每挨一次刀割，就痛骂敌人一次，这样的酷刑持续了三天三夜。虽然身受惨刑，邝才诚始终面不改色，最终壮烈牺牲，年仅30岁，临终前还竭力呼喊：“中国革命一定胜利！中国共产党万岁！” （节选自中共寻乌县委党校编印的《寻乌革命简史》）

（1941年11月，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鼎铭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精兵简政”的指示， 这个政策先后在陕甘宁和其他根据地积极施行，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图为李鼎铭（右一）代表边区政府接受八路军留守兵团赠的“民主典范”牌匾。）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除了领导广大民众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政权建设和治理体系的规范化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为中国共产党走向全国执政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制定最高施政纲领来统领各方面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先后颁行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多部类宪法性文件。这些文件尽管名称不一，但都具有最高的政治地位，且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边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民众共同抗日的任务，确认了“三三制”政府的组织原则和保障措施，保障抗日民众人权，推进土地改革、加强文化教育政策等内容，起到了类宪法性治理的作用。         1941年5月1日，由边区中央局提出、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总则部分指出：“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起见，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特于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选举之际，根据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向我边区二百万人民提出如下之施政纲领，如共产党员当选为行政人员时，即将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         对于边区施政纲领的权威性，边区领导人解释道：“我们党是言行一致的党，我们向边区及全国人民所提出之纲领，是党的郑重诺言，而实行党的诺言是每个党员神圣的责任，谁违背了这点，谁就是破坏了党的威信，触犯了党的纪律；全党的干部以及每个党员必须切实执行边区中央局关于发布新的施政纲领的决定，首先在党内进行深入而广泛的研究讨论，一切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党员干部，应该对纲领作逐条、逐句、逐字的研讨并加以熟读，每个不识字或识字较少的党员，应以之作为教材。要记着：如果党员自己还不了解这个纲领，就说不上怎样认真地去宣传与实行这个纲领，而只有认真地去宣传与实行这个纲领，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随着形势的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政权性质和组织形式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中旗帜鲜明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施政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在同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         从边区实际出发，推进抗日民主政权向法制化方向发展         1938年陕甘宁边区先后成立了法令研究委员会、地方法规起草委员会、边区法制委员会、法令审查委员会等机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章立制开展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奠定了制度基石，“三三制”政府建立后，边区各级参议会作为集中的立法机关统一行使立法权，标志边区立法活动步入正常运行轨道。         据统计，边区参议会和政府，起草、拟定和颁布了64个类别、数量达千件以上的法律。这些法律涵盖涉及了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在宪法性法律方面，主要有《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在刑事立法方面，主要有《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盗匪条例》《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在民事立法方面有《陕甘宁边区土地所有权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继承条例》等，涵盖了土地、债权、典当、婚姻、劳动立法等多个方面。         加强党内法规建设，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规范化         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到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对中央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主席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权力范围进行了界定规范。特别是在1945年七大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毛泽东在党内和中央的核心地位得到法理确认，从人格权威到法理权威，在制度化上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尤值一提的是在党的领导制度化建设方面，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每一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各级党委的工作应当是照顾各方面，讨论与检查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地方工作”“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军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从政党权威的角度讲，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确立，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权威，打破了战时根据地各为其政、党政不分、党社关系混乱、军队与地方之间时有摩擦，下级不尊重上级决定闹独立性的现状，使党的权威得到进一步的树立。         健全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各项规章制度         在1937年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认真细致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任务，他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讲话中指出，“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七大党章在总纲部分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又在第二章党的组织结构部分的第十四条和第二十二条对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和实施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除了民主集中制以外，这一时期还建立了一整套干部日常管理制度，为政党和政权的规范化奠定基础。如在干部教育培训方面，中央先后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对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性、干部教育培训的对象和机构进行了具体规定，并且专门设立干部教育部作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在干部配备和交流方面，1943年2月21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部队干部实行交流的指示》《西北局组织部关于干部调动规定的通知》，推进干部上面与下面交流，前方与后方交流，军队与地方交流。在干部考核和奖惩方面，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颁发了《陕甘宁边区各级干部任命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在党内监督方面，先后颁行《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各县区公署组织暂行条例》《认真处理人民控告干部案件的命令》，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干部监督体系。         总之，延安时期既是组织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制度建立健全走向正规化的关键时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治理规范化建设为其走向全面胜利、走向全国执政奠定了成功的制度基础。 （作者为浙江省委党校党建部副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原创性地提出了“大党独有难题”的新命题，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用“六个如何始终”深刻阐述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所面临的独有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党独有难题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境界，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管党治党指明了方向，对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意义重大。 “大党独有难题”的提出和阐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要求。为了确保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党必须时时刻刻善于发现并解决自身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 在无产阶级组织成为政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就发现，无产阶级政党无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都面临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干扰，若不消除这些思想的影响，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团结，甚至会走向分裂。为此，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以社会改良计划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蒲鲁东主义在第一国际中有重要影响，马克思从理论上彻底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并消除了其在第一国际中的影响。蒲鲁东主义被击败后，巴枯宁及其党羽贩卖巴枯宁主义，严重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论权威》等一系列著作批判巴枯宁主义，并从政治上、组织上同巴枯宁主义分子进行了坚决斗争，从而团结教育了国际无产阶级，提高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难题作了进一步探索。针对党内派别公然非议中央、否定中央决策的行为，列宁提出，“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针对当时一些党员质量不高的问题，列宁提出举行征收党员周，指出“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针对革命胜利后党内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列宁指出，“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制度中已经成为一种脓疮”“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列宁仍然在思考和担忧官僚主义泛滥的问题，口述了《给代表大会的信》《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对如何改善国家机关、防止官僚主义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指示和建议。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党始终重视自身建设，并着力发现和破解自身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党员主要来自农民、党长期在农村活动、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等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通过政治教育的方式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成功地在反动势力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了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针对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存在的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党员队伍鱼龙混杂、组织涣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问题，党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抓党的建设，并且适时开展整党整风，健全党委制，明确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把党建设成“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拥有448.8万名党员的大党。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的执政地位确立，党内出现了骄傲自满、领导干部腐败、争权夺利等问题，党清除了刘青山、张子善等一批贪污分子和各种坏分子，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等，解决执政党的作风问题、团结问题，纯洁了党的组织，端正了党员思想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着眼于解决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制定了一系列防止领导个人专断的政策和措施，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为新时期党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着眼于思考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在全党开展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给党的建设带来的新问题，要求围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党内存在的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的问题，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一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的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且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的问题以及一些触目惊心的贪腐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党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深入总结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大党独有难题”这个命题并作出深刻阐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大党独有难题”的提出和阐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境界 “大党独有难题”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实际情况，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指导，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解决自身问题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党独有难题”的新思想新观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境界。 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仅是一个只有五十多名党员的小型政党。经过一百多年发展，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把这么大的一个党管好很不容易，把这么大的一个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更不容易。”“大党独有难题”的提出和阐述抓住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特征，使得党的建设问题的解决从此更加聚焦“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重要特征。 政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其治理有着共同规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与世界上其他政党一样，面临着共同的治理难题。但从特殊性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治理面临着一系列特殊难题。这些特殊难题是由党员数量规模大、组织结构复杂这些特征带来的。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特殊性，从强调“大也有大的难处”到强调“大党独有难题”，这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指导，从政党建设规律出发，运用“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思维方法，更加聚焦对“独有难题”的解决。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理论品格。中国共产党作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始终直面自身问题并不断解决自身问题，这也是百年来党始终保持生机活力的重要原因。经过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消除了党内存在的严重隐患，积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宝贵经验，但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存在的，因此，党必须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和“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敢于打硬仗，敢于啃硬骨头，着力破解“老大难”问题，推动党的建设问题的解决向纵深发展。 “大党独有难题”的解决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多方着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都是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解决这些难题，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多方着力。 注重思想锤炼。指导思想作为一种世界观、方法论，是一个政党自身建设的指南针、方向标。从党的建设的角度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我们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指导思想。我们要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为契机，在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的基础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这一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武装全党，确保党在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时拥有强大的思想武器和正确的理论指导。 完善制度保障。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大党独有难题涉及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必须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强化制度保障。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确保始终保持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 严密组织体系。大党独有难题，首先在于组织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如何保证组织的内控力，形成合理的权威体系，保证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中央和国家机关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组工作条例和党的工作机关条例，努力建设讲政治、守纪律、负责任、有效率的模范机关；把地方党委建设成为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管理严格、监督有力、班子团结、风气纯正的坚强组织；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有效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坚决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确保各级党组织坚强有力。 加强队伍建设。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大党独有难题解决得如何，要靠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来体现。一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做到“吾日三省吾身”，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二是要管住党员干部这个“绝大多数”，党组织要通过精准化培训和教育，系统地训练和提高党员干部的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三是要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既对广大党员提出普遍性要求，又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更严的标准，进行更严的管理和监督。 坚持反腐惩恶。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任务依然艰巨。要时刻保持反对和惩治腐败的强大力量常在，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腐败，坚决惩治群众身边“蝇贪”，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准确把握腐败阶段性特征和变化趋势，有效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作者分别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

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在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在服务人民的实践中，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一切运动也只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提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我们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其理论旨归始终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等，都是我们党站稳人民立场的坚定表达。党的理论只有坚持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才会对人民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也才会为人民所掌握，转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习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但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解决好人民急难愁盼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创造性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针对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难题，创造性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理念的提出，为的就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造福人民作为理论创新的根本遵循，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彰显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伟力和实践威力。 人民的创新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物质条件，而且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活动也是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的源泉。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创造性实践，正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习总书记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我们党的理论，正是在不断回答时代课题中产生并丰富和发展的。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在安徽凤阳小岗村率先实行“大包干”，再到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正是这些敢为人先的开拓性尝试、创造性实践，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源头活水。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强大动力和丰厚滋养。我们党只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让党的理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沃土中，认真听取人民群众的呼声，积极吸收人民群众的智慧，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经验，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多人间奇迹。 （作者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温州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

调查研究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环节。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调查研究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轻车简从，厉行节约，不搞层层陪同。要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和单位开展调研，防止嫌贫爱富式调研。“四不两直”即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这是诞生于安全生产领域的一种暗查方式。这种方式为基层单位破解上级督查前“层层准备”、督查中“层层陪同”、督查后“层层过问”问题提供了良方，为深入了解基层真实想法、掌握真实情况、发现真实问题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不两直”方式大大减轻了基层负担，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真抓实干上。领导干部下基层调查研究，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有的下基层调研，只听汇报，不到实地，调研是“出发一车子、开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调研者是“汇报听一通，材料拿一堆，胸中无一策”，导致基层不得不把工作重心用在“推稿子”“磨材料”上，反而把真正需要做的工作放在了一边。毛泽东曾指出，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四不两直”方式，让调研不再“走马观花”而是“下马看花”，便于充分挖掘第一手材料，基层可以从花费大量时间准备汇报材料和耗费大量精力做好接待工作中解脱出来，把功夫下在平时、用在日常，从而推动形成求真务实的良好工作局面。 “四不两直”方式直奔问题，有利于听真话、看真相、察真情。当前，一些地方仍然存在走过场、重摆拍的“走秀式”调研，打造“经典调研路线”，什么让看、什么不让看，让什么人说、不让什么人说，都事先设计好，把调研变成了参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不能搞调研自主性差、丧失主动权的‘被调研’，不能搞到工作成绩突出的地方调研多、到情况复杂和矛盾突出的地方调研少的‘嫌贫爱富’式调研”。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党的十八大以来，他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而且年年去、常常去，直接到贫困户看真贫、扶真贫。“四不两直”方式，就是真正到一线调研，而不是只调研一条线；真正实现全方位调研，而不是只看“门面”“窗口”、不看“后院”“角落”，远的近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干部群众表扬和批评都要听，真正把情况摸实摸透。 “四不两直”方式不搞层层陪同，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有利于同基层干部群众拉近距离、增进感情。有的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人到心不到，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吊在半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开展调查研究就是走群众路线”“要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基层干部和群众处在改革发展和生产一线，参与经济社会生活最直接，同群众联系最经常，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见效感知最真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能够更加贴近基层实际、反映群众心声。“四不两直”方式，就是把基层当作最好的课堂，把群众当作最好的老师，不仅迈进群众的门槛，更要走进群众的心坎，同群众身挨身坐、心贴心聊，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 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中重视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就是要让调研回归本位，听真话、摸真情、取真经、求真知，真正解决问题，使调研的过程成为了解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盼、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过程。要让“四不两直”方式成为调研常态，以深化调查研究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时代要求，明确提出这次主题教育要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并作出深刻阐释，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党性”。要贯彻落实好“强党性”这一要求，就是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等一系列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 强党性，首先是知党性。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和鲜明的特性，是其所代表的阶级属性的集中体现，集中反映政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的本性和特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能够公开申明自己的党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这里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鲜明的阶级性，体现在维护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无产阶级政党要求其党员不断增强党性，就是要使政党的政治目标得以圆满实现。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进代表经过不断锤炼发展了严格的党性，在长期实践斗争中以不断增强党性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推动代表人类社会先进发展方向的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政党自身也以坚定党性原则保持其人民性、先进性、纯洁性，也以牢固恪守党性保持其凝聚力、组织力、战斗力。 作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性问题。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中央就提出要加强全党的党性教育和党性学习。1941年1月，我们党就提出要加强全党的“党性教育和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同年7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专门强调增强党性锻炼的重要性，列举缺乏党性的种种表现，提出纠正违反党性倾向的具体办法。毛泽东同志指出，“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为了增强党性，任弼时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著作，都阐述了党性问题。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高度重视对党员的党性教育、党性培养和党性锻炼。邓小平同志提出，“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江泽民同志指出：“自觉进行党性锻炼，自觉加强思想政治修养，在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上下功夫。”胡锦涛同志要求，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和加强党性修养与党性锻炼相结合，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更加有力措施和出台多项党内法规，突出加强全党的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讲政治最根本就是要讲党性，在思想政治上讲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在行动实践上讲维护党中央权威、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他还突出强调，“坚强的党性是成为高素质领导干部的首要条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理论修养、政治修养、道德修养、纪律修养、纪律观念和作风修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内涵的深刻揭示和一系列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为全党深刻领会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要求，自觉修炼党性、锤炼党性、增强党性提供了思想遵循，为党员干部夯实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树立了行为标杆。 强党性就是要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会议上用“六个如何始终”概述了这一独有难题，指出解决这些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要迈过这一坎，要啃下硬骨头，努力解决好大党独有难题，最根本的就在于强党性，只有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聚力，只有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只有把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要义切实转化为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等的切实行动，才能真正取得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的实实在在成效。 筑牢理想信念这一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信仰信念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始终是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党，是靠共同的革命理想凝聚起来的政治组织，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之本。面对新时代新征程上党仍将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强党性就是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经受思想淬炼，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三个务必”，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理想信念坚定和对党忠诚是紧密联系的，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是对理想信念坚定的最好诠释，是我们党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开展这次主题教育，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品格强化忠诚，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加自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党锻造成一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坚硬钢铁。 大力践行为民造福这一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通过开展这次主题教育强党性，就是要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好正确政绩观，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既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自觉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和群众工作本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又要不断增强问题意识，以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根本目的，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夯实我们党的执政根基和群众基础。 坚守清正廉洁这一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光明磊落、坦荡无私，是共产党人的光辉品格，也是干部应该锤炼的品质修养。”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经常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初心使命，看清一些事情该不该做、能不能干，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最紧要的是守住内心，从小事小节上守起，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通过开展这次主题教育强党性，就是要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持续纠治“四风”，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主动查不足、找差距、明方向，接受政治体检，打扫政治灰尘，纠正行为偏差，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切实当好良好政风社风家风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作为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明确提出了“五个坚持”，为在全党做好调查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 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毛泽东同志提出并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生动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实践观的具体形式。实践证明，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群众路线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工作路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这一工作路线。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坚持群众路线，就是不能走过场、做秀场，关键就在于把群众放在心上，甘当小学生，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自觉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掘出来，把群众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把群众形成的经验总结起来。在调查研究的结果上，从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中获得对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把人民群众拥不拥护、赞不赞成、高不高兴作为衡量调查研究工作的根本标准，真正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我们党是靠实事求是起家和兴旺发展起来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贯穿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精髓，是调查研究的根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这一根本要求。在调查研究中坚持“实事”，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守党性原则，听真话、察实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调查研究中坚持“求”，就是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调查研究将零碎的、表面的情况进行客观分析、整理，去探求实际中的规律，形成对实际情况的认识。在调查研究中坚持“是”，就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能舍近求远、只报喜不报忧，既要到情况较好的地方开展调研，也要到问题多、情况复杂的地方开展调研，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矛盾具有普遍性，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时代发展会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调查研究的目的是寻找没有解决的矛盾，破解有待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证明，只有坚持问题导向，从细处入手，向实处着力，一环紧着一环拧，一锤接着一锤敲，才能积小胜为大胜。”调查研究的目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这一重要方法。首先，在调查研究时必须增强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带着问题沉下身子开展调研，才能发现真问题、新问题、关键问题，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其次，要敢于正视问题、直面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摸清问题的内在原因和规律，抓住问题的关键点、突破口、紧迫性，和问题“对视”“对垒”。最后，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抓住破解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做到“真刀真枪”解决问题。 必须坚持攻坚克难 攻坚克难是党的优良传统和独有精神状态。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唯有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攻坚克难，我们才能赢得尊严、赢得主动。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我们才能从容应对一系列风险考验，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坚持攻坚克难，是调查研究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增强斗争的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形成攻难关、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的强大合力，在坚决斗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开展调查研究，是决定调查研究效果的关键所在。如果畏首畏尾、知难而退，是无法发现问题、正视问题、解决问题的。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攻坚克难这一精神状态。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风险考验，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通过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直面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问题。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勇于涉险滩、破难题，在风高浪急中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推进工作、战胜困难的实际成效。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恩格斯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马克思主义强调事物是联系的、辩证的、发展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系统观念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之一，是调查研究的重要“思想武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加强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另一方面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这一科学方法。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了解情况过程中，要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既做到总体分析，又深入解剖麻雀。通过调查研究，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将调查研究的结果转化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成效。 （作者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