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开展调查研究，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形成了丰富的调查研究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形成注重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重视调查研究，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1927年初，为驳斥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质疑和责难，毛泽东回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他广泛接触和访问群众，步行700多公里，历时32天，实地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召集农民和农民运动干部，虚心向他们请教，并召开各种调查会，引导大家打开“话匣子”，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通过调研，他深切感到“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得出了农民运动“好得很”的正确结论。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跟中级干部了解情况，跟基层干部、穷秀才、普通农民座谈，跟破产的商会会长、失业的原衙门官吏聊天，“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在兴国实地调查开始时，几个农民态度疑惧，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不愿意跟毛泽东交往，更不愿多讲。毛泽东便请他们吃饭，晚上又给他们被子盖，他们才慢慢有点笑脸，开始说话。最后他们热烈讨论，无话不谈。毛泽东后来总结道，“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开展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周恩来：“这要成为一条规矩” 周恩来抓调研的作风是轻车简从、深入群众、实事求是、平等待人，特别是他力倡实事求是的调研作风并将之形成规定的做法，给人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1949年4月25日，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后不久，北平电车厂意外发生了烧毁59辆车的火灾事件。周恩来一听到消息立即赶往火灾现场处理，批评没有迅速上报的做法，当即作出“领导必须第一时间赶到重大突发事件现场”的指示，成为此后北京市乃至全国各部门工作的一项重要规定。 1963年5月1日，周恩来得悉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万吨货轮“跃进号”不幸在首航日本途中沉没，当即指示海军迅速派军舰前往营救。由于沉没原因不明，外电议论纷纷，被救回来的船员也众说纷纭。他指示新华社待查清情况后再发表声明，并立即成立专门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小组得出“‘跃进号’沉没极大可能是触礁”这个出人意料的观点后，周恩来认为还“须到现场进行海中调查”，并决定亲赴一线指挥调查。12日，来到指挥所的周恩来看到出海舰队编队领导干部都是副司令、副政委，便严肃地说：“‘跃进号’沉没事件，已成了国际事件了。对于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你们这些当司令员、当政治委员的，也要亲临第一线。”他当即作出指示：“对于重大问题，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这要成为一条规矩。”出海舰队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几天现场潜水调查，取回航海日志和其他实物，以确凿的物证证明“跃进号”是偏离航向导致触礁沉没的。新华社随即发表声明，平息了国外的猜测和议论，外电转而赞扬中国的务实态度。 刘少奇：“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 刘少奇在全国许多地方都留下了调查研究的足迹。1922年，他深入安源路矿工人中搞调查，保证了罢工胜利；1935年，他到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通过广泛调研，制定恢复和发展白区党组织及外围团体的策略方针；1949年春，他深入工厂实地考察，听取基层干部群众反映，发表“天津讲话”；新中国成立后，他更加重视调研，几乎每年都要到地方视察，采取多种形式，调研各领域重大问题。他认为，“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开展的调研形式既有实地调查、专题调研，也有日常观察、理论学习、听取汇报，还有人民来信来访。他在湖南家乡发展了一批农民通讯员，鼓励他们经常来信反映真实情况，多次表示愿出路费请他们来京。 1961年4月，他到湖南宁乡调查前，要求调查组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宁乡调查的44天中，刘少奇33天住简陋的农舍，开了20多个座谈会，深入到11个生产队，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商讨各种问题，了解到大量基层情况，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为此后调整农村政策奠定了基础。 朱德：“要向上边反映真实情况，要讲老实话，不要报喜不报忧” 朱德一生求真务实，热衷于通过调查研究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早在延安时期，为解决边区粮食困难问题，他就和董必武、徐特立等人通过实地视察，提出南泥湾屯田政策，让一片荒凉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新中国成立后，他坚持深入基层，鼓励干部群众讲真话：“你们在生产第一线工作，了解情况多，要向上边反映真实情况，要讲老实话，不要报喜不报忧。”他态度真诚，很多干部群众敢于在他面前反映问题。从1951年到1966年，他向党中央提交了108份反映各行各业实际情况的调研报告，其中98份报告由他亲自主持形成，内容涉及各领域各行业，很多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建设性意见，有的还富有前瞻性，例如他最早提出开发海南岛的意见。 1957年1月，朱德在海南进行20多天考察，认为海南水路交通发达，许多港口既可建成军港，也可成为商港，欧洲来船便利，邻近香港，还可成为出口基地，便致电中央建议开发海南岛。1963年1月，77岁的朱德第二次到海南岛。他在了解海南岛资源情况，并深入通什、榆林等地考察后指出：“所谈所见，说明了海南岛的地上和地下资源十分丰富，许多物资都便于出口，极有发展价值和发展前途，只是劳动力比较缺乏。这样好的地方，我以为只要财力所及，即应积极组织力量从速进行开发。”这次考察后，他再次向中央建言：海南岛是我们祖国的一块宝地，应抓紧开发，并对开发的方向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1988年，海南终于从广东省一个行政区变成一个省份并成为全国最大经济特区。 邓小平：“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 邓小平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认为事业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1949年初，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运筹帷幄，思考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的时间问题。中央军委最初确定渡江时间为当年3月。然而到了3月，为了配合我党与国民党在北平进行的和平谈判，从而在政治斗争中赢得主动权，并力争实现我军和平渡过长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将原定的3月推迟到4月10日，这是中央军委对渡江时间的第一次变化。邓小平接到决定后，立即做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认真研究4月10日的天文情况，周密调查后向中央提出：4月10日正是阴历十五日，月圆通宵，不利于我军夜间隐蔽渡江，建议时间推迟到4月15日黄昏。中央军委采纳了邓小平的正确建议。 到了4月11日，北平和谈已进入最后阶段，南京政府若能签订《国内和平协定》，我军就能实现和平过江。中央军委为此致电邓小平和渡江战役总前委：国共和谈截至4月20日为最终期限，中央军委决定渡江时间推迟到4月22日。此后，中央军委又电告渡江战役总前委，4月25日以后渡江。此为中央军委对渡江时间的第二、三次变化。邓小平再次作多方面周密调查：查阅近十年来长江水文气象资料；听取侦察部门敌情汇报和分析；研究数次推迟渡江时间导致集结江边的百万大军供给出现困难等实际情况。经过多方面调研和综合分析，邓小平4月17日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新建议：渡江时间定在和谈协定最后签订日，即4月20日夜。在最后签订日期之后再打响，既可使我党我军在政治上赢得主动，又可减轻我军后勤供给的困难和压力，还可使我军在长江水情较为有利时渡江。水文资料显示，长江下游4月下旬进入雨季，江水上涨很快，会加大渡江难度。4月20日是阴历二十五日，月出后半夜，且为下弦月，有利于我军隐蔽渡江。这是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的最佳作战方案，理所当然地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完全接受。 陈云：“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 陈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无论是指导工人运动，还是领导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他都坚持到基层实地考査，根据“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反复、比较”十五字工作方法，依靠调查研究、听取不同意见、作出科学决策。他说，“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 “一五”计划时期，面对汽车工业基地的选址，身兼新中国第一任重工业部部长的陈云，又将调查研究贯彻始终。苏联专家提出选址西安，还有一些人提出放在北京、石家庄、太原等地的提议。方案很多、争论很多，各有各的理由。于是，从北京西郊到石家庄，从西安到太原、长春等地都留下了陈云的身影。通过深入调查研究，陈云发现这些方案都各有不足，又组织中外专家及有关人员召开座谈会反复进行论证。最后，结合大家的不同意见和自己调研的情况，综合考虑交通、能源等实际情况，陈云认为新中国第一家汽车厂的选址定在长春最为合适。历史证明，陈云的决策是符合实际、着眼长远的真知灼见。 当前，我国正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困难与挑战前所未有，迫切需要我们汲取老一辈革命家调查研究的思想智慧，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 （作者单位：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

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探索新规律，“使调研的过程成为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的过程，成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强调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要求“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而言，贯彻落实这一指示要求，需要我们向革命前辈学习，不断增强做好调查研究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从而真正练好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回顾党的历史，不难发现，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认识中国国情，探索革命之路；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一批批党员干部找寻破解改革、发展和建设进程中遇到各种问题的“金钥匙”，都离不开调查研究这一重要工作环节。这些宝贵经历中蕴含的科学实践，至今仍给人智慧与启迪；蕴含其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所体现的品德修养与工作作风等，同样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提炼、学习发扬。 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为后续工作的展开创造良好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听真话、察实情，确保掌握到的情况真实客观全面。1961年，周恩来同志来到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开展调查研究。其间，他多次组织座谈会，鼓励大家“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从而掌握了伯延公社遭灾情况和公共食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在同一年，陈云同志来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调研。他来此的考虑是“这里是我1927年搞过农民运动的地方，解放后也常有联系，当地的干部、群众能够同我讲真话”。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搞调研，才能确保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符合客观实际，经得起群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党员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应当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守党性原则，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作秀式调研、盆景式调研、蜻蜓点水式调研，而是“近的远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干部群众表扬和批评都要听”，真正把情况摸实摸透，确保每一次调查研究的过程和结果都唯实唯真、可信可靠。 向革命前辈学习调查研究，要坚定拜人民为师的群众立场。习主席指出，“群众的实践是最丰富最生动的实践，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多问计于群众、多求教于群众、多向群众学习，才能收获文件上学不到、会场上听不到、办公室里想不到的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好点子。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毛泽东同志回顾说，自己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了产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在乡一级工作的同志和普通农民。他认为，“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他还总结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广大党员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同样应有这样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自觉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在虚心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中，认真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不断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在主动倾听群众呼声、接受群众监督中，不断深厚同人民群众的感情，并把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作为工作决策的重要参考，更好地找准下步工作的思路和方向。 革命前辈在调查研究中所采取的唯物辩证的科学工作方法，同样需要我们学习和继承。调查和研究，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光调查不研究，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光研究不调查，则只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因而，我们既要善于通过调查，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更要善于对调查得来的大量材料和情况，深入分析思考，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焦裕禄任兰考县委书记时，面对当地的“三害”问题，组织和带领调查队，历时120多天深入基层考察调研，基本掌握了内涝、风沙、盐碱的规律，从而制定了治理“三害”的科学规划。谷文昌带领东山县人民战胜风沙、根治旱涝，同样靠的是在飞沙滩上“旬旬种树”，定时观察气候、湿度、风向、风力等对新种木麻黄回青、成活的影响，深入摸清规律，总结出了种植木麻黄的技术要点。我们应当牢记“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这个朴素道理，调查结束后一定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努力把大量零碎的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综合，加以系统化、条理化，由此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它的内在规律，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决策。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在党的历史上，值得我们学习感悟的革命前辈开展调查研究的事例还有很多。今天，面对新的形势任务扎实做好调查研究，需要我们自觉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探索新规律，“使调研的过程成为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的过程，成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努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大党独有难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到的重大理论命题，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分析了“大党独有难题”的形成原因、表现形式和破解之道。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勇于自我革命，一刻不停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始终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保证。这充分彰显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深沉忧患意识、高度历史自觉和强烈使命担当。 读懂“关键在党”的四个维度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至少可以从四个维度予以阐释：第一，中国共产党承载了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客观存在的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比如实现国家统一、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建立人民民主、实现文化繁荣兴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等等，这些都是党的初心使命的重要内容，也都是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具体体现。所有直径交汇的地方就是圆心，亦即最大公约数，党是人民群众的领导核心和主心骨；人民群众具体、历史的意愿和要求的差异成为长短不同的半径，党群关系是同心圆。党只要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就能固守圆心，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持续不断地把中国人民和海内外中华儿女牢牢凝聚起来，汇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第二，中国共产党带领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大国实现整体转型。今天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决不是复兴中国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而是一个全新目标和全新任务，中国式现代化锚定的目标要达到行稳致远的效果，注定离不开人民共和国的力量和社会主义方向，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第三，党的领导融进了单一制国家治理结构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领导融进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党的领导制度是党和国家根本领导制度，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芯片”和关键，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第四，中国共产党通过妇女解放重构家庭结构，通过土地革命重塑生产关系，通过“三大改造”培养社会主义劳动者，通过移风易俗形成文明新风尚，等等，创立一个全新的基层社会，简称“新社会”。党的政治功能为社会治理提供方向，党的组织功能为社会治理提供秩序，党的服务功能为社会治理提供活力，党的整体功能的发挥确保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为成功推进当代中国市域治理现代化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根本前提。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如此重要，可是一段时期以来，随着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逐步显现，党内不少问题浮出水面，引起党内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年前，“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当时，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关于“忧心忡忡”一词，2018年7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之前，面对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全党是忧心忡忡的，我是忧心忡忡的。想来想去，打铁必须自身硬。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加以推进，团结带领全党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局面，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如此看来，面对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忧心忡忡”的心态上，而是以实际行动寻找破解之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三个特征融合注定形成“大党独有难题” 何谓“大党独有难题”？中国共产党作为大党有何特色？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这是从党员规模和组织层级讲；其次，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从性质宗旨讲；第三，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从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要求讲。这三个特征融合，注定形成“大党独有难题”。胡乔木同志在1991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要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并且要求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所作的决定统一全党的行动。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党内的思想不一致、行动不一致是难以避免地常常发生的，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大党尤其难以避免。”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与黄炎培著名的“窑洞对”中就表达出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可能在共产党人身上重演的高度警觉。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以“进京赶考”生动比喻，明确提出“两个务必”的伟大号召。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郑重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这一根本问题，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开启了靠改革和制度建设党的新路。世纪之初，随着市场经济大潮涌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江泽民同志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指出“继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党面临“四大考验”，并在建党九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四种危险”，“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写入了党的十八大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继续强调：“经过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我们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也有大的难处”。具体来看，党的规模越大，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形成共识，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就越难；大党的层级越多，自上而下的压力层层递减、责任层层加码就可能出现，导致全党步调一致难、有力执行难；党员规模越大，由上至下的监督成本越高，监督管理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就越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条件下，商品交换的原则不可避免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导致党内外各种利益矛盾协调越难；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随着党生存发展的外部压力降低，要保持革命本色、防止温水煮青蛙就越难；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还要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必须学会洞察世界、引领世界，都有不少难题，等等。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六个“如何始终”的大党独有难题，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其中，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必然带来坚守初心使命、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等难题，最大规模政党要确保全党在共同政治思想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尤其不易，长期执政容易在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精神状态、政治生态等方面形成诸多难题。 新时代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途径 新时代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在于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何谓全面从严治党？2014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期间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概念，2015年2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2016年1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对“全面从严治党”进行了阐释：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所谓“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第一，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建设要对包括中心工作在内的一切工作发挥引领和保障作用，这样就把党的建设与党治国理政一切目标结合起来；第二，全面从严治党的保障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离开党的领导，党的自我革命就有可能变成“自我要命”。党的自我革命，绝不会自动革命，需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各级党组织全面领导充分发挥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基础在全面，就是要防漏洞、补短板，但是“全面”中也有辩证法，即注重“全面”也要抓“关键少数”，如高级干部、“一把手”、领导班子成员等，由抓住“关键少数”向管住“绝大多数”拓展。关键在严，严在“真、敢、长”，严是一种态度，但严中有爱，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也体现了辩证法思维。要害在治，就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贯通在责任制链条中。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明确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党组）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在2015年党中央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中，“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更名为“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这不仅是提法的变更，更是内涵和要求的深刻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原则、主线、布局、目标、任务等清晰展示出来。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根本方针是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主线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布局是“5+2”布局，目标是“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等等。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初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是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健全这个体系，需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特别是“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表明必须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予以思考，必须坚持系统思维予以设计，必须运用辩证法予以统筹。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个动态系统 党的建设遵循“修楼房”的逻辑，不是做“加减乘除法”。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首先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即首先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5+2”布局，然后与时俱进作出动态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的贯彻中、从坚持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维的落实中，不断总结出新的经验并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比如，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八项要求”，在2016年十八届六中全会二次会议上提出“六个从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提出“四个统一”，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总结“六个统一”，在2018年7月3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总结了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八项重点工作”，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总结了党的自我革命至少九项思想成果，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六个必须”。 立足于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七项战略部署。第一项部署，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布局，继承了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并发挥统领作用的要求。第二项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聚魂，体现了党的思想建设的布局。第三项部署，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体现了党的制度建设的布局。第四项部署，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体现了干部队伍建设的要求，属于组织建设的布局。第五项部署，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体现了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和基层组织建设的要求，依然属于组织建设的布局。第六项部署，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把纪律和作风建设相融共进、一体推进，体现了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布局。第七项部署，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这是反腐败斗争的布局。这七项部署是“5+2”党建布局的具体落实，表明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个动态系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回顾百年大党的自身建设史，党带领人民建立人民政府，让人民起来监督，人民不会推翻自己的政府，从而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党通过自我革命，确保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成为人民的政党，人民不会推翻自己的政党，从而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迈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持之以恒实现“第一个答案”和“第二个答案”有机结合，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以社会革命促进党的自我革命。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副主任、教授]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强调要在全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并将其作为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进而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我们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实践财富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无产阶级政党认识世界和获得真理的强大思想武器。调查研究是形成正确思想路线的前提。人的认识路线无外乎两种，要么从事物本身出发去认识，这种认识往往符合事物的本质，很自然会形成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要么从原则和公式出发去认识，这种认识可能会背离事物的本质，极容易形成教条主义的认识路线。要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和本质规定性，就必须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廓清笼罩在事物表象的迷雾，透过现象才能把握事物本质。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总书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们不但深入基层躬身践行，撰写调查报告，而且发表了诸多有关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留下了有关调查研究的丰富思想。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开篇就交代了研究方法，包括实地考察的直接调查研究和查阅资料的间接调查研究，强调“看”“听”“观察”和“谈话”等调查方式的重要性。列宁认为，解决问题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进行一系列的社会调查研究。”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深刻阐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基本方法，如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邓小平提出“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陈云提出“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刘少奇提出“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根本方法”，周恩来提出“调查研究要有理论指导”，等等。这些重要论述涵盖了调查研究的目的论、价值论、方法论等诸多理论论域，蕴含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丰富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的基本理论体系。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改造世界和推进工作的有力工具，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极其珍贵的实践财富，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实践武器。“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马克思研究过1500多种书籍和档案文件，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确保了相关资料的真实性，从而为揭示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等提供大量一手资料。为了摸清英国工人阶级的实际状况，恩格斯用21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曼彻斯特附近的城市，他深入到许多工人家庭、街区、集会中，体验和感受工人的生活状况，与工厂主、工人、专业医生、杂志编辑、宪章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形成了大量文字材料，这些实地调研的材料都写进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列宁称赞其为“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之一”，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和“对现代无产阶级状况的最好描述”。同样，在中国，为了弄清楚中国革命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找到开展农民运动的科学方法，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步行70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召集农民和农民运动干部，虚心向人民群众请教，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写就了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正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成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成功引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的夙愿。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特别是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去过中国绝大部分最贫困的地区。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摸清了中国脱贫攻坚的基本状况，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我国也如期实现了全面小康的目标。总体看，调查研究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功的重要前提，离开了调查研究，我们就找不到改造世界的现实基础。 既然调查研究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的传家宝，就需要我们一棒接着一棒地传下去。对此，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强调：“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具有重大意义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的需要。当前，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迫切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感悟这一重要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的必然要求，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实践，是应对新时代新征程前进路上的风浪考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举措，是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回答“六个如何始终”的现实需要，是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提高履职本领、强化责任担当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擘画了党治国理政的战略蓝图，科学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思想、推进了一系列变革性实践，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思想和战略举措，我们贯彻落实的情况如何？如何统筹发展、安全和风险？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主要情况和重点问题是什么？如何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调查研究来摸清情况、总结规律、解决问题。比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何开局起步是事关全局的大事，为了起草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第一个五年的路线图——“十四五”规划建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7场专题座谈会，听取企业家、党外人士、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地方党政领导、基层代表等各领域各阶层人士意见建议。编制期间，有关部门组织开展200多项重大课题研究，开展“十四五”规划纲要问计求策活动，线下发放问卷4000多份。首次通过互联网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建议，累计收到超过101.8万条网民建言……深入调研、开门问策、集思广益贯穿规划纲要编制始终。 调查研究是党员的基本功，是我们每个党员干部安身立命和推动工作的必修课，也是党员干部提高能力素质的基本前提。看一个干部能力素质高低，是否能够堪当重任，可以有多种考察维度，但调查研究的功夫如何、感知客观实际的能力如何等，是重要的考察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的过程，是领导干部提高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过程。针对一些党员干部工作粗枝大叶、不求甚解和不解实情，毛泽东曾警告说：“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针对党内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1941年8月1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强调“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这对于当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形成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陈云曾经回忆，1961年他在家乡青浦小蒸作调查研究工作，蹲了半个月，他在调查中发现，公家养猪的地方脏得一塌糊涂，小猪、大猪、病猪、好猪都吃一样的东西。但是农民家里养的猪，干干净净，农民还捉泥鳅喂猪吃。所以，当时他主张把猪分给农民私养，包括大部分母猪。后来，陈云把调查的实际情况上报中央。 2013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的讲话中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这句话，道出了调查研究对于推进事业和个人成长的重要性。 “五个必须坚持”是调查研究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和国家所处的时间和空间都发生变化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相互交织叠加，客观形势的新变化，需要我们研究新问题、解决新矛盾。因此，调查研究作为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有效手段，其方式方法和基本要求也应当随之变化。《方案》强调，新时代推进调查研究工作“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攻坚克难”“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五个必须坚持”为我们当前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和方法，对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作出了有力部署。 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自觉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这是我们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正确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1961年4月，毛泽东在写给邓小平的信中，对于如何处理山林、耕牛、农具等问题，强调一定要坚决走群众路线，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坚决反对工作方式的“宅化”现象，1956年，针对一些党员干部热衷于在办公室空转文件的工作方式，刘少奇指出：“宁愿坐在机关里，用空谈代替调查，由感想定出政策，而不愿意深入下层，倾听下情”，他号召全党要深刻认识这种做法的危害，并坚决纠正。调查研究本身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体现，要坚决反对脱离群众的现象。2019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发现典型，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从词源看，实事求是本身就蕴含认真、踏实、求真的意思。调查研究不能务虚功，必须坚守党性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听真话、察实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夫耳闻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也正是在调研中坚持实事求是，我们才进一步廓清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方向。实事求是的敌人，就是教条主义，包括洋教条和土教条，无论是何方神圣的教条主义，都是有害的，历史上，我们就上过教条主义的当。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党中央在总结过去十年的伟大变革十六个方面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仍然实事求是地向世界展示了当前存在的九方面的主要问题。同样，《方案》所强调的调查研究需要围绕的12个重大问题，本身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作风。调查研究要做到实事求是，还必须注重实效，要防止为调研而调研，防止搞“出发一车子、开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式的调研，防止扎堆调研、“作秀式”调研。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也往往隐藏着解决思路和方法。毛泽东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而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当今的中国，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都需要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因此，新时代的调查研究，必须增强问题意识，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方案》强调：“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要紧紧围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直奔问题去，实行问题大梳理、难题大排查，着力打通贯彻执行中的堵点淤点难点。”历史告诉我们，晚年的马克思年迈体衰，但依然精神矍铄，坚持问题导向领导工人运动。为了进一步摸清法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他于1880年4月为法国《社会主义评论》杂志起草了《工人调查表》，分四个部分列了近100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很通俗具体，综合起来又极为详尽，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在调查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必须坚持攻坚克难。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成功得益于我们的调查研究，但我们在调查研究中总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甚至是难啃的硬骨头。比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如何走出一条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再比如，1978年改革开放如何开辟一条摒弃老路和邪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甚至在当前，我们如何跳出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等等，这些需要我们在调查研究中摸清情况，攻坚克难才能完成。1961年，我国经济社会中出现了不少困难，周恩来强调调查研究必须“不断克服困难”。他说：“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一个困难问题解决了，新的困难问题又来了。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当前“重点领域改革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这就要求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面对新矛盾新挑战，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推进工作、战胜困难的实际成效。《方案》强调，在调查研究中要“对那些具有普遍性和制度性的问题、涉及改革发展稳定的深层次关键性问题，以及难题积案和顽瘴痼疾等，要研究透彻、找准根源和症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往往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做到久久为功。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当前治国理政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制度化建设的分量更重，对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治国理政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因此，在调查研究中，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把整体与部分、系统与要素结合好，做到统筹兼顾、主次分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实践证明，坚持系统观念是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论，是应对错综复杂形势的有效钥匙。系统的本质规定性，要求我们必须具备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统一。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了解情况，就需要我们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调查研究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而且不断获得新的发展。“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面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客观形势任务的变化，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做好调查工作，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才能真正练就基本功、用好传家宝，做到心中有数，服务好人民群众。 （作者系中央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我们党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全面抗战时期，为使全党充分了解国情社情党情，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在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党内兴起调查研究之风。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将普遍调查、典型调查、会议调查、试点调查等方法运用到调查研究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普遍调查法 普遍调查法是最基本的调查方法。普遍调查也称全面调查，是指对一定的调查总体范围内的所有对象进行毫无遗漏的逐个调查，以达到准确无误地了解调查目标总体情况的一种调查方法。普遍调查法的优点是，能够保证调查数据的全面性和完整性，避免调查偏差；缺点是对于大多数调查数据较大的调查活动，耗费的人力、时间等成本较大。因此，普遍调查法一般适用于范围较小的调查活动。 李卓然的《固临调查》，是运用普遍调查法的典型案例之一。1941年9月24日至11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部长的李卓然带领柯华、秦川等人组成调查团，对固临的三个区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深入调查。调查内容涵盖了当地经济社会情况、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政府工作等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宣传工作情况。最后写成10万字的调查实录和调查分析。《固临调查》是党中央开展的一个比较早的对农村经济社会现状和党政基层组织工作情况的综合调查，这个调查经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印发到整个陕甘宁边区，供党员干部参考，对深入认识并改进党和边区政府开展农村工作、推动边区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典型调查法 典型调查法是指选取个别具有代表性的调查对象，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获得详细资料，从而概括出同类事物的规律性特征的一种调查方法。这种方法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具有特殊性和一般性的辩证思维。毛泽东将这种由个别推及到一般的调查方法称为“解剖麻雀”。典型调查法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样本的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为研究其他同类事物提供原则性指导。典型调查法的特点是：调查内容具体细致，调查效率高，调查所需时间短，反映情况快，适用于调查对象庞杂的调查活动。这种调查方法的难点在于如何正确选取典型。一般来讲，选取典型越具有代表性，得出的结论越具有普遍性。 典型调查法也被广泛应用于当时的调查研究工作中。例如，1941年8月1日，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下发后，太行区各地委分别成立调查研究室，重点调查太行区的土地问题、财政负担能力和支部建设情况等。1943年，太行区党委在对武乡、平顺等县的村党支部进行调查时，按一般支部、薄弱支部、巩固支部作为分类，选取一些典型支部，从支部建设、支部成分、支部教育、支部对战争的领导、支部生活等多个方面对村党支部的产生过程、发展阶段、现时状况，支部成员的成分构成状况，干部的工作情形，党群关系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对各种类型支部的发展规律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了不同类型支部的发展状况和具体差异，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参考。 会议调查法 毛泽东指出：“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忠实可靠的方法。”他认为，召集了解情况的人开个调查会，实事求是地分析困难问题的来源和现状，有助于问题的解决。那么，召集哪些人参加调查会比较合适？毛泽东指出，参会人员要邀请“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他还认为，会议调查要作讨论式的调查，“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会议调查法是应用较为广泛的又一种调查研究方法。例如，1941年太行区对农村土地问题、财政负担能力和支部建设情况等进行调查时，“提出利用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并结合当时各项政治工作开展调查，搜集各种经常性的数字，开调查会、派调查团、个别深入访谈等”。再如，1942年1月至1943年2月，张闻天在领导延安农村调查过程中，也广泛运用了会议调查法，并把会议调查与个别谈话、实地调查等方法结合起来。张闻天指出，调查研究要从村干部和党员着手，但只是经过他们，不能经常停留在那里，要从他们里面钻到社会里面去，办法就是按户调查和开调查会。在调查过程中，张闻天从个人的调查开始，然后再以村镇为单位，根据调查内容，邀请了解情况的调查对象召开调查会。在调查会上，大家相互交流意见、看法，从而对调查内容得出客观全面的看法。仅从张闻天1942年1月26日—9月25日的调查看，召开调查会12次，与村民谈话38次，到家访谈调查10次，问题广及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方面。 试点调查法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在这里，他指明了试点调查法的重要意义，就是从选取一个试点取得经验和突破，进而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从而不断取得实践的新进展。 郝家桥调查是当时运用试点调查法的一个典型例子。为了解决群众生活困难问题，时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带领调查组选择郝家桥村作为试点进行了深入调查。通过调查，习仲勋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理顺土地租赁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和精耕细作等方面都采取了颇具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的举措。调查组在调查中还发现该村村民刘玉厚勤劳能干，深受村民拥戴，在带领村民发展生产、治理村庄、支援抗战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经习仲勋提议，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授予郝家桥村“农村楷模”的牌匾，并要求在全分区掀起“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学习热潮。调查结束后，调查组在习仲勋的指导下，根据郝家桥经验制定了绥德地区关于移民等问题工作指导意见，使郝家桥的经验在绥德分区乃至全陕甘宁边区广泛推广开来。在典型经验的引导下，全分区各级组织研究制定了科学的生产发展计划，并在农村建起了变工队，积极倡导农业耕作技术革新，使农业生产效率实现了明显提升。 （摘编自《党的文献》2022年第1期）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曾在江西寻乌县，展开深入细致的调查活动，对寻乌县的商业现状、人口结构、土地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写出了著名的《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制定了正确的土地分配政策和正确对待城市商人的政策。 《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重要论断，所蕴含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穿越时间的长河，始终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80多年后，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评价毛泽东同志当年的寻乌调查：“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一 近代中国现代化早期探索的失败呼唤中国共产党。鸦片战争失败后，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仁人志士不懈探索，试图模仿学习西方模式、复制西式经验，没有从根本上找到中国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问题在于，以往的系列探索一方面是直接照搬照抄西式现代化方案，另一方面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中国现代化的前提问题——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经过历史与现实的反复比较，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社会条件。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根本性扭转，即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目标的实现，从根本上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中国以依附方式展开现代化探索的内在弊病，真正开启了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全新起点。历史与现实已经深刻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以依附他国方式、照搬他人经验完成现代化，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解放是推进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从根本上扫清了中国现代化的政治障碍，为开展现代化建设探索奠定了根本社会条件。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探索。我们党提出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目标，领导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以资本逻辑为核心、通过纯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推进的现代化。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相对有限，中国共产党初期主要是以“全盘学苏”的方式展开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一开始我们经常强调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他强调，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但中国共产党很快察觉到，照搬照抄苏联工业化经验并不是唯一的出路，开始独立自主思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方案。 社会主义建设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是推进现代化的关键引擎，是任何国家走向现代化都必须经历的必然环节。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大规模独立自主探索经济建设的实践，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学习苏联工业化的先进成果，另一方面科学总结苏联工业化进程中的深刻教训，明确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在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显著进展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将关于现代化的理解，由原先“工业化+农业近代化”拓展到包含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极大丰富和加深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为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准备。 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党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敏锐把握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在充分总结以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西方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基础之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深刻分析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上述战略构想是在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一时期，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特征：一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引入了多种所有制结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多种分配方式。二是坚持以开放的姿态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破了以往单纯基于社会主义范围内相对封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壁垒，积极学习和吸收西方国家发达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 生产力水平的历史性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实现“小康之家”，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千美元。在确立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之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即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不懈努力，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富强、民主、文明”的“三位一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党的十七大在“三位一体”的基础上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新增了“和谐”的内容，构成了“四位一体”的战略规划。在科学、全面的现代化观念指导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科学指引下，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强调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根本遵循，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下，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认识更加整体、更加系统、更加全面，从“四位一体”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五位一体”总体性目标转变。在此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任务进行了战略性提升，由原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转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要有基于本国国情的鲜明特色。在实践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了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其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现代化整体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不仅具有符合本国实际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价值，而且具有彰显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性价值与意义，因为它不仅对于后发民族国家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而且对于克服西式现代化内在弊病、摆脱西方社会现代化困境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大创新性贡献。 新时代取得的伟大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新时代十年，中国人民生活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新时代十年，党中央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式现代化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作者系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基地教授、东南大学党委原书记）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国内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如何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就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事后，根据讲话的原始记录加以整理，经过毛泽东反复修改和补充，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绝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        毛泽东在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认为一个时期之所以人民内部矛盾突出，社会上出现一些不稳定因素，原因在于有相当多的干部身上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对于一些社会矛盾视而不见；或者虽然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却缺乏处理矛盾的能力，于是要么绕开矛盾走，要么处理不好。因此，有必要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以整顿干部作风，以提高干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与水平。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知识问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强调“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回望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宣传阵地建设，建成了包含报刊、广播、出版、电视、互联网在内的坚强战斗堡垒，在凝心聚力中推进党的伟大事业蒸蒸日上，在培根铸魂中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行稳致远。 吹响革命冲锋号 中国共产党是靠宣传群众、动员群众起家的。围绕宣传阵地建设，党的一大决议就明确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1921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在上海创办人民出版社，由李达负责，组织马克思、列宁著作的出版，成为党创办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党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开辟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出版事业的发展。1931年底，中央出版局、中央印刷局、中央印刷厂、中央总发行部等出版发行机构相继建立，苏区的出版物也品种丰富、种类繁多，涵盖布告、宣言、标语、书籍、报纸、期刊等多种形式，对组织和指导苏区人民参与苏维埃政府的各项事业、扩大红军队伍、推动革命斗争、粉碎反革命“围剿”等，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根据地的新闻事业同样实现了长足发展。1931年11月7日，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在江西瑞金成立；同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瑞金创刊，宣传指导了革命工作，并使得各类新闻电讯更多更快地飞入军营、飞入百姓家。宣传阵地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领导宣传工作的伟大尝试，不仅为进行土地革命、推进根据地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来在延安时期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推动宣传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党报党刊、新闻通讯社、广播等成为党的重要舆论宣传阵地，有力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39年3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负责报刊与马列主义书籍的出版工作，同时要求“从中央起至县委止一律设立发行部，必要时区委亦应设立发行部，支部委员会设发行干事”。1937年，红中社在延安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其报道范围由开始仅限于陕甘宁边区，继而发展到全国各地。1939年，中共中央决定新华社与《新中华报》分开，成为单独机构，由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自此，党的新闻采集发布能力不断提高，党的新闻事业亦实现了新的跨越。1940年底建成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积极宣传党关于抗日斗争的方针策略，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群众英勇杀敌、支援前线的光辉事迹，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行径。这些广播节目一经播出，深受大后方和沦陷区群众的欢迎，不少青年也从中受到教育，纷纷奔赴各根据地，加入抗日斗争的时代洪流之中。 解放战争时期，宣传舆论阵地建设紧紧围绕军事斗争这条主线展开。1946年8月17日，根据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重要论断，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报纸、杂志、广播、剧团等都要动员起来进行宣传。1947年3月，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后不久，《解放日报》停刊，新华社肩负起通讯社、中央机关报（主要是社论）和广播电台三项重任。即使是在战事最为紧张的时期，新华社的文字和口语广播及收讯业务，一天也未曾中断，成为党中央指挥军事斗争、向国内外进行宣传报道的有力工具。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在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阶段，党通过各宣传阵地发动的强大宣传攻势，充分激发了人民军队决战决胜的钢铁意志，汇聚形成了横扫千军、天翻地覆的磅礴力量，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通过不断加强对宣传工作的统一领导，宣传阵地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为夺取革命胜利提供了精神支持和阵地保障，正如毛泽东所言，“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 擂响建设奋进鼓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党的工作重心逐渐由农村转向城市，宣传工作的重心也随之转移。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等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为此，在建设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伟大斗争中，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而生动地进行了宣传阵地建设。 为了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统一领导，一个重要步骤便是掌握新闻出版、报纸广播等舆论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一批大中城市的解放，各地本着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剥夺反动派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通过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对旧社会出版的报纸、刊物，设立的电台及各类通讯社进行了分类处理，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舆论宣传阵地。1949年12月，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大力发展人民广播事业。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使新华社成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指示。随后，新闻总署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作出《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以及关于统一新华通讯社组织和工作的决定，这为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阵地建设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 这一时期，党高度重视建设全国统一的新闻出版机构。1949年10月3日，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开幕，毛泽东为会议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1950年3月，出版总署发布《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强调全国新华书店必须迅速走向统一集中，加强专业化、企业化，以更好地完成国家的出版发行任务，并随后在北京建立起新华书店总管理处。7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出版工作的通知》，明确全国新华书店统一经营，建立内部统一的国家发行机构。随着我国出版事业的不断统一与完善，出版工作教育群众、组织和推动工作的作用日益凸显，为启发民智、汇聚民力提供了巨大精神支持。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党的宣传工作主要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八大精神，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等展开。这一阶段，党的宣传阵地不断壮大，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之姿。1958年5月，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开始试播。1965年，全国图书总印数为21.7亿册，刊物总印数为4.4亿册，报纸总印数为47.4亿份，分别比1956年增长21.9%、25.7%和81.6%，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产到哪里，文化到哪里；生产越紧张，文化越活跃”的社会风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通过掌握新闻出版、报纸广播等舆论工具，不断加强对宣传阵地的集中统一领导，建立起传播革命思想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舆论宣传阵地，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凝聚起磅礴力量。 激发改革精气神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宣传阵地建设也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吹响了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号角，激发起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与决心。 强化政策引领。改革开放后，党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等宣传阵地建设，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积极开展宣传工作。1983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广播电视部党组《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汇报提纲》，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和改进对广播电视工作的领导，发展和办好广播电视事业，同时要求各级党政部门要学会利用广播电视来宣传政策和开展各项工作，学会使用广播电视来宣传和组织群众。这一通知的出台，为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等宣传阵地的舆论引导作用提供了重要政策遵循，也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这一时期，我国公共文化事业不断在建强阵地、深化改革中完成蝶变：截至2011年底，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提前完成，覆盖全国所有行政村和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基本实现“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有综合文化站”的目标；农家书屋工程从无到有，2012年底覆盖了全国所有具备基本条件的行政村；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依托省、市、县图书馆和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等公共文化设施，通过互联网、卫星、有线电视等多种渠道进行建设，到2012年9月已建成1个国家中心、33个省级分中心、2840个县级支中心、2.8万个乡镇基层服务点、59.7万个村基层服务点，农村基层群众看书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得到明显改善。 持续加强网络阵地建设。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互联网成为这一时期党的宣传阵地建设的重要内容。2009年12月28日，中国网络电视台正式开播，这是传统媒体积极占领互联网媒体新阵地的重要里程碑。2011年5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正式设立，加强了党对网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时期，通过大力推进网络建设，各类商业网站、新闻网站、即时通信工具迅速崛起，互联网加速成为覆盖广泛、快捷高效、影响巨大、发展势头强劲的大众传媒，网络文化也日益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宣传阵地建设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新技术、新平台、新节目层出不穷，公共文化事业不断创造新成绩、实现新跨越，为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提供了强大舆论支持。 唱响时代新凯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宣传阵地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人在哪里，新闻舆论阵地就应该在哪里”，强调“党报党刊要加强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发展网站、微博、微信、电子阅报栏、手机报、网络电视等各类新媒体”。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党的宣传阵地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新时代适应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强宣传阵地建设的重要举措。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情况，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2014年4月，中央宣传部举行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座谈会，指出要以中央主要媒体为龙头，以重点项目为抓手，坚持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此后，各地各新闻单位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投身融合发展实践，倾力打造系列融合精品：人民日报社坚持移动优先战略，形成报、刊、网、端、微、屏等10多种载体的移动传播新格局；新华社坚持走有通讯社特色的融合发展道路，加快实现“一次采集、N次加工、多元分发、全媒体覆盖”的工作模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三台整合为契机，推动“台网并重、先网后台”战略落地见效；光明日报社、经济日报社、中国日报社扎实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积极打造新型主流媒体，产生了良好传播效果……在媒体的融合发展中，立体多样的传播矩阵渐成规模，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日益成为党的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按照“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的要求，宣传思想战线不断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作用，努力建设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在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要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经过多年努力，中央、省、市三级网信管理工作体系初步建立，部分省市网信办向区县一级延伸，网信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此外，为做好网上主题宣传、典型宣传、成就宣传，引导新媒体舆论场走势，宣传思想战线不断用心用情，打造出多款“现象级”网络精品栏目：人民日报“学习小组”，专注解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学习小组”微信公众号、微博、微社区和海外网“学习小组”专栏联动的“三微一栏”融合传播模式；新华网在首页显著位置开辟大型媒体融合专栏“学习进行时”，为网民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图文并茂、动态交互的学习平台。这些崭新尝试，为进一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城乡基层深入人心、落地生根提供了重要平台与载体。 这一时期，党中央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围绕打通基层、夯实基础的目标任务，先后谋划推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和“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等深受广大干部群众喜爱的新载体、新阵地，进一步增强了主流思想价值的吸引力凝聚力感染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不断在实现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上下功夫，通过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推动基层宣传思想工作切实实起来、强起来；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阵地，通过打造“媒体+政务”“媒体+服务”的信息综合服务体，日益凸显出自身引导群众、聚焦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作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作为学习宣传党的创新理论的网络排头兵，通过鲜活的理论表达、丰富的知识含量、完善的功能服务，不断满足着信息化条件下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多样化、个性化、智能化的学习需求。 大盘取厚势，落子开新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守牢宣传主阵地、把握工作主动权，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夯实全党同志和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在党的二十大光辉旗帜的指引下，持续打造坚强有力的宣传阵地，建立融合传播矩阵，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提供有力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应有之义，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新的历史方位和实践要求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对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指导全党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毛泽东同志先后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报告。一方面，毛泽东同志进一步丰富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论述。例如，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用“有的放矢”形容中国共产党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等。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尖锐批评了对中国史“漆黑一团”“言必称希腊”的极坏作风，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地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共产国际因无法满足更为复杂的革命斗争需要而宣布解散。在《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党中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论述清晰阐明了我们党对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态度以及把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的要求。这是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独立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中形成的重要规律性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更好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党更加注重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等尽管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内涵和要求是一致的，既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具体实践，也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中国实际”既包括现实的社会国情，也包括历史文化国情。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我们党更侧重于在实践中防范和杜绝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用结合具体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去解决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的具体问题。在这一思想原则指导下，我们党成功领导并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伟大胜利，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新的历史方位和实践要求下的重大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不断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智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具有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思想精华，融入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领域各方面。其中，“新发展理念”“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成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创新，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内涵和底蕴的深刻认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定文化自信、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明确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等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意义，对于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随着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更为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要求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新课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就“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深入阐述。这是在新征程上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实践提出的崭新命题，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我们党根植历史、源于实践、着眼未来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开创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新局面。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要在思想层面探讨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同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契合之处，更要从实践层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思想精华同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相结合，着力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具体问题。 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古为今用，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时代精神相契合，充分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下，使其立场观点方法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推陈出新中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例如，毛泽东同志就创造性地运用“实事求是”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中国化表述，“实事求是”也被赋予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等特定内涵，成为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 更重要的是要紧密结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体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结合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例如，我们党在用“小康”来表述“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同时，用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公有制、共同富裕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断赋予“小康”崭新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的国内外形势，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小康“覆盖的领域要全面”“覆盖的人口要全面”“覆盖的区域要全面”“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小康”这一生长于中华文明根脉上的社会理想，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引领中华儿女接续奋斗、不懈追求，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既契合“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又传承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为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深厚土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回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历程，每一次理论创新都要在发现、分析和解决中国乃至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完成。迈上新征程，要聚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课题，在探索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创造出更多能够指导实践同时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成果，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