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集中教育推动全党以自我革命精神解决党风方面的突出问题，是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人民群众看主题教育是否有成效，最直观的感受是看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党员干部作风是否有明显进步。”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要抓实以学正风，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学查改相贯通，对标党风要求找差距、对表党性要求查根源、对照党纪要求明举措，增强检视整改实效。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党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作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经过新时代十年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但也要清醒看到，党内存在的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不时抬头，隐形变异行为潜滋暗长，铲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还任重道远。这次主题教育明确要求在“以学正风”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具体目标之一就是“廉洁奉公树立新风”。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持续纠治“四风”，涵养新风正气，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   大兴务实之风。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求真务实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这次主题教育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把大兴调查研究作为重要内容。要按照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接地气，在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下功夫，把工作抓实、基础打实、步子迈实，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调查研究的过程成为理论学习向实践运用转化的过程，成为转变作风、增进同群众感情的过程，成为提高履职本领、增强责任担当的过程。多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和单位开展调查研究，把问题研究透彻、把措施提准提实，防止扎堆调研、作秀式调研，在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   弘扬清廉之风。打铁必须自身硬，自身硬首先要自身廉。清正廉洁是共产党人必须坚守的政治本色。当前，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交织，由风及腐、风腐一体问题值得高度警惕。要教育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坚持为民用权、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时刻警惕来自各方面的“围猎”，防止落入别人设置的“陷阱”。督促党员干部全面查找廉洁风险点，筑牢思想防线，坚守法纪红线，坚决摒弃特权思想、反对特权现象，管好家人亲属、管好身边人身边事，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按照“三不腐”要求健全相关制度、严格执纪，建好护栏，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于一体，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养成俭朴之风。俭以养德，奢必丧志。党的二十大发出“三个务必”的伟大号召，其中之一就是“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无论时代怎么发展变化，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永不过时。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涵养道德操守，明礼诚信，怀德自重，培养健康情趣，崇尚简朴生活，正确选择个人爱好，提高文化素养，摆脱低级趣味，不断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把生活作风问题作为检视整改的重要内容，严格遵守生活纪律各项要求，增强意志力坚忍力自制力，慎独慎初慎微，防止在吃喝玩乐中迷失自我、走入歧途。中央八项规定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要督促广大党员干部保持清醒头脑，筑牢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的堤坝，始终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

 

 

  【典型案例】   甲系某市主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乙系某私营房地产企业老板。为开发东风房地产项目，甲乙二人商议，共同成立东风房地产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甲出资200万元，占股20%，乙出资800万元，占股80%。二人还口头约定，甲负责协调规划、土地、建设等政府部门关系，公司的其他事项由乙负责，无论项目最终盈亏，乙必须确保甲的本金无损失。   后甲从另一老板处借款200万元，与乙自有资金800万元一并转入东风公司账户。项目总计投入资金2亿元，按照相关规定，该项目资本金应不低于4000万元。除甲和乙出资的1000万元外，剩余资金均为乙以东风公司名义，从本人其他公司“拆借”而来并约定利息。在此过程中，甲多次在提高容积率、加快审批许可证、通过项目验收等事项上，为东风公司项目提供帮助。后东风公司项目结束，在归还甲乙所出注册资本金和乙其他公司的借款及利息后，东风公司盈利4000万元，甲依据二人约定的其20%股份获得“分红”800万元。   【分歧意见】   对于甲获得800万元是否构成受贿犯罪，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甲与乙合作成立公司，甲实际出资且资金真实被用于项目开发，甲依据股份份额所获“分红”，属于正常投资后的应得收益，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不能认定为受贿犯罪，应以违纪处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根据甲的身份地位、在项目中发挥的作用、甲乙双方的约定，以及整个项目的资金投入量等因素综合分析，甲出资认购股份的行为本质上不是投资，而是一种掩饰权钱交易的“道具”，其所获“分红”本质上不是资本的收益，而是公权力的对价，应当将800万元认定为甲受贿所得。   【评析意见】   本案中，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一、准确把握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在认定收受干股或以开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中，一般依据的是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根据《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给予的干股或与请托人合作开办公司但没有实际出资而获得的利润，应认定为受贿。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实际出资后获得的“分红”“利润”是否构成受贿，《意见》中没有明确规定。有观点认为，参照该司法解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实际出资认购股份的，最终依据份额所获的合理“分红”，都应排除在受贿罪之外。   对此，笔者认为，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实际出资，判断“分红”是否属于受贿，关键不在于形式上是否出资，而在于实质是否属于真实投资。特别是当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成熟，资本稀缺性在逐步降低。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工作人员打着与请托人“合作”的旗号并出资，再利用职权帮助请托人完成请托事项，最终获取巨额“分红”，表面上看属于正常的“投资”，但本质上是给公权力找一个变现的渠道，是掩饰权钱交易本质的幌子，在认定此类行为的性质时，必须全面理解把握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二、对于形式上出资但实际上将出资作为权钱交易“道具”的，应将“分红”认定为受贿款   首先，甲出资认购东风公司股份，不是正常的民商事行为。在认定某一行为是否是正常的民商事行为时，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结合双方的身份、项目的真实情况等，整体地、本质地去把握。本案中，甲系主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而房地产开发中，在规划、建设、竣工等方面，有大量的事项需要政府审批协调，根据常识不难判断，甲乙二人的“合作”，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普通民事主体之间的合作行为，而必然掺杂着甲的身份、职务、公权的因素。同时，根据实际情况，乙在开发东风房地产项目时并不缺资金，并无找他人入股合作的需求和必要，即使其希望与他人合作，考虑到房地产行业的特点，乙也应与资金实力雄厚或具备房地产开发、运营、销售等专业经验知识的企业或个人合作，而不是一名身份特殊的公职人员。此外，也是最关键的，本案中，甲乙二人约定，无论东风公司项目盈亏，乙均需确保甲的本金不损失，该约定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共同出资共担风险”的原则明显相悖。综上，依据常识常理即可判断出，甲乙共同成立公司，不是一种正常的商业合作，不能仅仅以表面上甲有出资认购股份的行为，就认定该行为属于正常“投资”，进而认定所获“分红”的合法性。   其次，甲获取的巨额“分红”，本质上是公权力的变现而非资本的收益。根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通知》等规定要求，房地产开发项目应当建立资本金制度，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不得低于20%或30%。项目资本金一般来源于投资者自有资金。东风公司项目实际运营中，总计投入2亿元，仅项目资本金就要求不低于4000万元，而除甲出资200万元外，后续资金均为乙筹集，且甲也未参与到公司的其他经营事项中。由此可见，甲投入200万元资本金在整个项目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显然与其所获的800万元“分红”不具有匹配性。实质上，甲对该项目真正的“贡献”，在于其利用职务便利，在规划、建设、验收等方面提供帮助的行为，透过现象看本质，甲所获的800万元不是200万元出资的真正收益，而是公权力的转化、变现。   再次，甲乙双方对以“合作”为手段、以“分红”作为贿赂标的物的主观认识明确清晰。在认定受贿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和请托人对贿赂标的物的主观认识至关重要。本案中，甲作为主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乙作为房地产商，对于东风房地产项目需要投入的整体资金量有清晰的认识，乙明知甲投入的200万元对于整个项目杯水车薪，仍愿意与甲共同成立东风公司，看中的就是甲手中的公权力，目的就是为给权钱交易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甲乙对此均心知肚明。除了掩饰犯罪外，通过共同成立公司，二人还在客观上达成了一种利益分配的约定：甲利用职权为该项目提供帮助，乙将该项目的20%收益作为“好处费”送给甲，甲乙在合作之初即对将该项目20%的收益作为贿赂标的物有清晰明确的认知，最终800万元的收益均在甲乙的主观预期之内，能够为行受贿双方的合意所涵盖，因此，将800万元认定为受贿数额，符合主客观相一致原则。   最后，还需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甲确实投入了200万元资金，同时该资金也的确被用于东风项目建设，该投资款所对应的“收益”，一并被认定为受贿金额是否合理？是否应当将其从受贿数额中扣除？正确理解该问题，关键在于要认识到甲乙二人之间存在确保甲本金不受损失的约定。资本之所以能够享受收益，本质就在于其承担了相应的风险，判断某一“投资”是否是真实的民商事行为的关键，也在于其承担的风险与所获的收益是否具有匹配性。本案中，甲乙关于甲投入200万元不承担风险的约定，在本质上改变了该200万元的性质，失去风险属性的资本，意味着其不能再享受收益。因此，即使该200万元真正被投入项目中，也不存在应得的收益，在认定受贿犯罪数额时，不必考虑将其对应“收益”从受贿数额中扣除的问题。对于200万元的固定利息，是否应当扣除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如前文所述，本质上甲将该200万元资金作为一种实现权钱交易的工具，因此，该资金的应得利息是一种预期内的犯罪成本，同样没有扣除的必要。   三、实践中，判断出资认购股份是否构成受贿犯罪的几个要素   由于资本具备升值的属性，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出资认购股份所获收益，能否认定受贿，必须十分慎重。判断问题性质的关键，需结合当时的客观情况，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准确判断国家工作人员出资认购股份的本质，以及所获“利润”究竟是公权力的对价还是资本的应得收益。在判断认定中，可参考以下几个要素。   一是出资的资本在公司运行中发挥的作用。这是判断是否构成受贿犯罪的关键，也是定性时最容易产生争议的难点。要查明入股的公司或项目对资金量需求的大小，请托人自身的资金实力，请托人是否有真实与他人合作、获取资金、共担风险的需求和必要；投入资金的实际流向，是否真正用于项目或公司的生产经营；国家工作人员资金投入的时间点，占整个项目资金的比例，对项目或公司经营产生的实际价值。二是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关于入股的约定。有无保证本金、收益或盈利后先将本金退还等相关与正常商业合作明显相悖的约定。三是国家工作人员在公司运营中起到的作用。除提供注册资本金外，是否参与了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四是国家工作人员职权与请托人公司关系的密切程度。如果二者关系非常密切，是业务发包与承揽、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则权钱交易的性质更突显。比如，负责物资采购的国家工作人员，与他人共同成立销售公司，向该国家工作人员单位销售产品，其出资认购的股份更可能是一种获得“回扣”的计算工具和依据。（艾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