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江西省歌舞剧院创作的民族歌剧《八一起义》近日在京演出，受到关注和好评。 　　全剧以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开场。蒋介石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刚刚成立6年的中国共产党能否“绝处逢生”？作品开场就渲染了紧张的氛围，直接切入矛盾。作品情境设置具体、真实、有力，结构十分巧妙，经典线性叙事与多时空交叉叙事相结合，显示出高超的戏剧叙事技巧，体现了主创队伍深厚的艺术创作功力。 　　题材重大，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有有利的一面，也有被约束的一面。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主题重大，展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创作经验值得总结。 　　以“八一起义”作为素材，几乎可以满足所有舞台演出和影视创作的“戏料”：题材、背景、故事、人物、悬念。但是，一部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应该在情节设置和技术技巧背后，有对于革命历史的深刻准确理解。这方面，民族歌剧《八一起义》做到了思想深度与情节的生动性、丰富性的较好融合。剧作不仅仅呈现历史事件，还要深入“历史动因”层面，即提出问题“为什么要起义”。思想的力量以及巧妙的情境设置，人物的行为动机、意志，都统摄、凝聚着全剧，使作品超越了具体题材和具体事件，从而具有了普遍的艺术性价值。 　　这部民族歌剧注重群像塑造，意象丰富，场景多样，涉及多个场面，包括冲锋、攻城、火车、会议、争论，等等。剧中有历史伟人，也有普通士兵；有历史的宏阔，也有细节的精雕，如第四场男声三重唱，用了“工笔绣花”般的刻画方式。但是，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全剧独特饱满的情感内涵和心理内容。 　　作为民族歌剧，《八一起义》的音乐表现可圈可点之处甚多。磅礴的音乐旋律与激烈的战斗场面相得益彰。音乐风格清新，歌词的诗化和性格化以及唱段的经营布置，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中，《相伴一生》等曲目已经传播开来。以石倚洁、王丽达、杜欢、杨小勇等为代表的众多艺术家的高水平演唱，也是该剧的亮点之一。 　　当然，任何一部舞台艺术作品都需要经历大量观演磨合。期待民族歌剧《八一起义》经过不断的打磨，常演常新。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的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日前在中央歌剧院剧场上演，这也是该剧在八一起义发生地南昌首演之后首次进京演出。该剧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性壮举，生动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贺龙、朱德等一批早期党和军队优秀代表的鲜活形象，努力探索“建军精神”实质，将“党指挥枪”的主题进行深化表达，将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以一部历史剧、英雄剧、时代剧向建军百年献礼。 　　歌剧《八一起义》由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西省文联、中共南昌市委宣传部、江西文化演艺发展集团、南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出品，中共九江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江西省歌舞剧院及南昌市文化艺术中心创作演出，南昌交响乐团、南昌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联合演出，江西文演演出院线进行演出运营。该剧以总导演黄定山，编剧岩奇、王晓岭，作曲栾凯，指挥王燕，制作人杜欢，舞美设计周丹林，灯光设计胡耀辉，服装设计陈同勋，音响设计宋多多，副导演、形体设计史记，化装造型设计方绪玲，平面设计刘仙临，行政总监付翔等极具实力的艺术家组成了强大的创作班底，而石倚洁、杜欢、杨小勇、王丽达等多位优秀歌剧演员在剧中有血有肉地塑造了一批早期革命前辈群像，生动彰显了英雄辈出的光辉岁月。 　　《八一起义》的主创中相当一部分都曾是军人，怀揣着一份信念打造这部作品。“八一起义这个题材百年一遇！”黄定山表示，“无论是导演还是编剧、作曲、舞美设计等，我们都曾是军人，因此内心有着很深的情怀，在创作上也有着很大的优势。”八一起义的相关题材在文学、话剧、京剧、影视作品中均有过精彩呈现，而用民族歌剧的形式来诠释和呈现这个题材还是空白，既具有唯一性也具有挑战性，有很多值得尝试和探索的地方。黄定山说，如何在这样一个观众都比较熟悉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前提之下，有新的发现、新的立意，有对今天这个时代的观照以及对历史的深度阐释，是创作中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为此，主创团队筹备了三年多的时间，严谨地考证每个主要角色当时的任职，并细致考察每个细节，尽量真实而丰满地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艺术性地呈现在舞台之上。 　　在黄定山看来，“歌剧艺术是世界通用的一个艺术门类，而中国今天的民族歌剧的发展已经渐入佳境。歌剧本身带有高度的综合性，集合了各艺术门类的特点。歌剧本身是以史诗性与抒情性见长，但革命历史题材的歌剧又不仅仅是靠抒情能解决的，更需要体现思想性和精神的高度，还有对历史人物的生动刻画等，所以难度很大。作为主创，要思考如何去讲好这个故事，把它讲得精彩，把它讲得不同一般。所以，我觉得它既有局限性，同时也有新意在里面。局限性就是历史的真实，不能信马由缰，但是艺术创作又需要天马行空，所以要平衡和用好这样的辩证关系。” 　　歌剧《八一起义》共分14幕、41个曲目唱段，几乎涵盖了声乐艺术演唱的所有形式。在导演手法上，该剧采用了经典线性叙事与多时空交叉叙事相结合的方式，在历史逻辑和叙事逻辑之间找到具有戏剧性的起承转合。用一波三折的八一起义过程、毛泽东与周恩来这两位伟人的思想和精神交汇，以及周恩来和邓颖超志同道合的深情这三条线构成了这部歌剧的独特艺术结构。同时打破现实空间，进入到心理时空当中。黄定山谈道：“第一条线是故事主线或者叫情节线，就是讲好八一起义的来龙去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讲述一些这背后的故事，比如最后为什么起义定在了8月1日凌晨两点，呈现出很强的戏剧性。第二条线我认为是歌剧与其他艺术门类呈现八一起义这个题材最不同的亮点，也就是呈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伟人在这样一个时期的思想和精神交汇，是建军史上两位伟人的一次心灵对话。第三条线最重要的是体现周恩来和邓颖超这一对革命夫妻的情感，也非常重要，它是一部歌剧抒情性的独特呈现。这三条线构成了整部歌剧的一个基本样式，主创团队要寻找到一种国际化的语汇。” 　　《八一起义》以激烈的战斗场面、生动的人物刻画和磅礴的音乐旋律，深情地诠释了八一起义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剧中的音乐舒展流畅，不少唱段朗朗上口、颇为动听，如独唱《我在等待这一刻》《往事重现》等唱段展现了起义领导人崇高坚定的革命信仰，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二重唱《相伴一生》的旋律多次重现，为全剧注入了浪漫深情的元素，而男声合唱《按时起义》、咏叹调《我的入党志愿书》等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在不少业界专家看来，《八一起义》不仅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更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的作品。它生动展现了起义军的英勇无畏和牺牲精神，同时细腻刻画了历史伟人的智慧和胆略以及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舞台上，演员们的精湛表演，不仅让历史中的人物形象跃然台上，更让人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英雄群体。《八一起义》的主题叙事以周恩来的唱段以及合唱交替推进，饰演周恩来的石倚洁戏份最多，唱段多达十几段。在民族歌剧中饰演伟人周恩来，对石倚洁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对此，他谈道，“我以前比较多地演西方经典歌剧，不论是《茶花女》中的阿尔弗莱德，还是《军中女郎》中的托尼奥，可以说歌剧演员演成什么样，可能大家就会觉得人物应该就是这个样子。而《八一起义》这部原创民族歌剧中，最难的是每一个人心中对于周总理都有一个固有的印象，我饰演周总理首先要让观众认可这个形象的塑造，这对我来说是最难的。”为了更接近角色，石倚洁搜集了各种资料，观看了大量的影视作品，从中寻找灵感。“大家更熟悉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的形象，对于八一起义时29岁的总理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印象，这也让我有了更多的创作空间。”

民族歌剧《八一起义》剧照。崔 元摄   江西省歌舞剧院演出的民族歌剧《八一起义》，日前在中央歌剧院隆重上演。 历史的烽烟已经散去。近百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对于我们这支人民军队，对于我们的新中国而言，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过往的艺术创作中，已有各种不同的文艺形式反映和表现这一题材，并留下了许多影响广泛、具有经典价值的作品。江西有关单位此次花大力气、下深功夫以民族歌剧的形式，对这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进行艺术再造，既意在进一步发挥丰厚的红色资源优势，折射我党我军不忘初心、不忘来时路的政治意旨；又力求通过更加现代、更加精心的艺术创作，推出与时代审美更加融合的精品之作。 当年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如一道闪电划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夜空，开启了我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征程。“八一起义”的重大意义在于，在错综复杂、极其险恶的斗争形势下，面对敌人残酷的迫害与杀戮，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而是通过审时度势和苦心探索，毅然选择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踏上同凶恶之敌进行殊死搏斗的征程，直至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这一点不仅对于当时，而且对于今天，都有着深刻而重要的启示，能够激励奋发前进中的中华民族，从中获得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力量，始终走在义无反顾又无往不胜的道路上。 民族歌剧《八一起义》首先在叙事策略上是值得肯定的，显示出对这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驾驭能力和创新能力。其采用写实与虚构、叙事与抒情、壮阔与精微相结合的创作手法，以精心设计的14幕的长度来构筑全剧，并通过人物之口及字幕提示等方式，脉络清晰地勾勒出南昌起义惊心动魄的过程，让相关重要历史人物悉数登场，表现了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紧迫感，反映了他们在重大问题上所进行的艰难抉择，从而生动刻画了周恩来、贺龙、朱德、叶挺、李立三、谭平山、彭湃、恽代英、邓中夏、叶剑英、刘伯承以及张国焘等人物形象，使剧作产生扣人心弦的戏剧张力。与此同时，剧作又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秋收起义等有机地融合进来，通过毛泽东与周恩来三次“击掌约定”的情节设计，有力增强和丰富了剧作的历史维度与思想意蕴。该剧还独具匠心地在舞台的另一演区，大胆融入陈延年等中国共产党人戴着手铐脚镣走向刑场的场景，是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举行武装起义的形象诠释。同样可取的还有剧作虚构了景芸、哑巴等基层官兵这条副线，形成高层指挥与基层官兵相辅相成、立体完整的历史叙事，令八一南昌起义这个“老题材”实现新表达，既显示出早期革命家们的高超谋略、凛然气概和果断作风，又反映了普通官兵奋不顾身、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全剧设置的41个曲目唱段，几乎涵盖了声乐演唱的各种形式，并以精致讲究、灵活多变的结构和章法，使之担当和体现了叙事与抒情的功能和作用。如混声合唱《怒火在风雨中燃烧》、领唱与合唱《拿什么拯救苦难同胞》、男声五重唱《必须在南昌起义》，就是对当时历史氛围、共产党人革命意志生动准确的描绘，生动表达了对于真理的清晰认知，以及对于重大问题的正确决定。在随后展开的剧情中，剧作又通过男声三重唱《小鱼吃大鱼》等，来揭示黑暗的社会政治现实，以形成戏剧鲜明的对比。男声独唱《我找到了当家人》《我的入党志愿书》，是作为起义重要领导者贺龙的内心抒发，将一位前进变化中的人物刻画得极有层次和肌理。男声独唱《往事重现》《我在等待这一刻》等，是对作为起义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内心世界和丰富情感的深度揭示。《第一次拍了桌子》《不能唯命是从》以男声六重唱的形式，反映了众人在起义问题上争执的激烈程度，表明了革命者的热血担当、勇敢自信。男声合唱《冲锋冲锋》，领唱与合唱《生命的旗帜》《光明的前程》，则反映出八一南昌起义所寓含的深远历史意义。 强烈的抒情性更加彰显了该剧的思想艺术品质。如宣传队女队员们的小合唱《甘棠湖上歌儿飞》，宛如一幅赏心悦目的地域风情画。领唱与混声合唱《支前歌》，则以“烧开水，送香茶，深情盛满大水缸”的民歌风格，将军民鱼水情表现得热烈奔放。尤其是剧中反复咏唱的周恩来与邓颖超夫妇二重唱《相伴一生》，深情演绎了这对革命夫妻在特殊年代相互理解、忠贞不渝的爱情，为剧作增添了撼人心扉的情感热度。特别富有艺术用心的是，当起义时间因紧急情况确定于凌晨两点提前举行时，剧情没有直接转为战斗如何打响，而是采取“紧拉慢唱”的方式，将戏剧交于周恩来的心理时空，一方面让其倾听《相伴一生》唱段的再次响起，“还有多少心中的梦，等着我们前行”；另一方面表现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约定，“用镰刀斧头砸碎旧世界，那时我们再相逢”。这种戏剧空间的留置与运用，着意于战争与友情、爱情的交织，是主人公内心期许的巧妙外化，形成了戏剧性张力，揭示出埋在革命者心中的巨大希望与动力，使观众在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静中充分领略了历史人物的丰富意涵。 可以说，流畅洗练、激动人心的情节设置，体现出这部红色题材民族歌剧编剧的精到与精湛；隽永深邃的对话与唱词，如“擦过我的肩，你与晚风，那是知心感应心灵”“每次见面都是别离”“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中国人，四万万，多是农民和老乡。遍地干柴等待星火，一旦点燃势不可挡”，是那样的耐人寻味；进行曲式的音乐风格与民歌元素的融合，与剧作整体艺术追求和谐一致；舞蹈编排精彩、富有韵味；灯光及服化道等手段的运用，以及真实历史资料镜头的再现，实现了历史事件宏大场面与特定情景的渲染与营造。特别是国内一流歌剧演员的动人演出，无论是咏叹调还是宣叙调；无论是对人物形象的悉心体察还是准确塑造，都显示出其表演实力和演唱水准。 从以上意义上讲，民族歌剧《八一起义》艺术再现了伟大历史事件，使这部凝聚着出品方和众多艺术家心血的、向革命历史致敬之作，蕴含着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成为一场不可多得的歌剧艺术视听盛宴。

一曲华美而又撼人心魄的红色乐章 蒋国江   酝酿了多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民族歌剧《八一起义》新鲜出炉，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末江西省话剧团上演的话剧《八一风暴》后，江西第二部八一起义题材大型舞台剧。   全剧连序带尾共14幕，通过歌与剧的完美融合，宏大叙事与微观细描交相辉映，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力量、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历史时刻。 尽管都是直接描写八一南昌起义的舞台剧，但与话剧《八一风暴》相比，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不仅采用的艺术形式不同，在革命领袖人物还原、情节构思等方面存在较大区别。话剧《八一风暴》以周恩来、贺龙等为原型，虚实结合艺术还原了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过程，塑造了党代表方大来、“铁军师长”杜震山等人物形象。为了表现起义领导人的智勇双全，话剧还进行合理虚构，采用传统戏曲“单刀赴会”的写法，写方大来带着双枪警卫连长罗林赴宴，表面上觥筹交错，暗地里刀光剑影，与敌人展开惊心动魄的较量。当然，周恩来、贺龙等起义领导者并未在剧中出场。 与之相比，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不仅全景式史诗性再现了八一南昌起义从酝酿到发动的全过程，包括起义前在武汉、九江等地的多番酝酿协商，以及支持与反对声音的正面交锋，几乎将当时参与策划及发动起义的所有重要人物包括周恩来、贺龙、李立三、彭湃、谭平山、叶挺、朱德、刘伯承、叶剑英、恽代英、邓中夏及张国焘等，全都出现在舞台上。为了展现起义发动的时代背景、历史意义及背后的精神驱动力量，剧中出现了毛泽东、邓颖超、陈延年等艺术形象，并合理虚构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三次“击掌约定”。毛泽东首次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以实际行动策应起义。剧中两人一起讨论“农村城市形成合力，两个拳头最有力量”“我（你）去农村，发动农民起义”“我（你）在城市，组织军队武装”。尽管人物众多，但多而不乱，多而有序，演员亦大都表演到位，气韵生动，与历史原型人物非常接近。比如周恩来的处事周详、性情刚毅及重情重义，毛泽东的干练洒脱与雄才伟略，贺龙的魁梧剽悍和磊落襟怀，朱德的临危不乱等，一个个鲜明鲜活，吸引着观众的视线。   剧中尤其成功塑造了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周恩来的光辉形象，浓墨重彩地抒写了他的战友情、夫妻情、家国情。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是八一南昌起义的主要策划者。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为了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武汉、九江等地多次酝酿、策划后，决定选在回旋余地较大、敌人力量相对空虚的南昌城，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为基础，于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歌剧《八一起义》忠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写周恩来穿梭往来于各地，与有关人士统筹谋划，运筹帷幄，周密部署。当张国焘假借共产国际的名义企图阻止起义按时发动，并以讥讽口吻斥其不要忘记“四一二”血的教训时，周恩来痛心疾首，愤而陈词：“不忍直面也要直面”“我要打破失败的阴影”“我要重新果断勇敢”“希望就在水那边”。面对张国焘的顽固不化，一向仁厚温润的周恩来甚至第一次拍了桌子。当因赵福生告密，起义不得不提前到凌晨两点时，为表现当时周恩来身负重任而激动难抑、夜不能寐的心境，展现这位革命领袖英勇无畏、坚定不移的信念，创作者在这里设计了一段夹杂多个反复重唱，旋律激昂、情感真挚的唱段《我在等待这一刻》。面对暗夜里闪烁的星光，想到与毛泽东的击掌约定，以及惨死于敌人屠刀下的陈延年烈士的血泪控诉和身边将士的以命相托，周恩来倍感责任重大。但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者，他“要沉着冷静地应对，瞬息万变中定夺”。经过一番思想碰撞，他勇敢坚毅地高呼“来吧，丢掉幻想，迎着子弹前进”“我愿用生命谱写新世界的凯歌”。主演石倚洁用通透明亮的嗓音，饱满激情的唱腔，生动演绎了当年周恩来意气风发、临危不惧地组织指挥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壮举。另外，为了表现周恩来、邓颖超这对革命伴侣在战火纷飞年代的忠贞不渝、相互支撑的坚贞爱情，创作者还设计了一段情意绵绵又坚韧有力的主题歌《相伴一生》，并在剧中三次反复吟唱，包括武昌江边分别时的夫妇对唱，党内不同意见交锋时的隔空对唱，以及起义前夕邓颖超的独自咏唱。“凝望我的眼，你与星空，那是力量彼此支撑”，每一次吟唱都柔情似水，一往情深，又充满着力量。 此外，剧中还虚构了景芸、哑巴、支前大妈等普通军民形象，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微观描述，将时代与小人物的命运相联结，展示历史的细节，更为全面揭示这场起义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和具体过程，以及革命力量的来源和群众基础，以体现起义的人民性和正义性。这种在宏大的叙事中以小见大的创作方式不仅能让观众感受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从而达到情感共振的效果，还能推进剧情发展，使得主线更加饱满丰富。   《八一起义》在音乐上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剧中呈现了歌、舞、词、乐等歌剧艺术的诸种元素，运用了独唱、重唱、合唱等多种演唱方式，穿插了41个曲目唱段，几乎涵盖了声乐艺术演唱的所有形式，并且每一个音乐场景都精心制作。其中《我在等待这一刻》《相伴一生》《我的入党志愿书》《拿起枪去战斗》《光明的前程》等唱段，或者抒写亲情、友情、爱情，柔情似水，沁人心脾，折射出人性的光辉；或者表达坚贞的气节，坚定的信念，慷慨激昂，催人奋进，充溢着理性的光芒和气贯长虹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这些直击人心、优美动听的歌词音乐，加上演员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深情演绎，以及恢宏壮美的20世纪20年代末赣地风光的舞台背景呈现，比如九江甘棠湖的秋日荻花、南昌藩台府衙的高峻鼓楼与火车头、江西大旅社等现代文明印迹相映成趣，更是极具艺术表现力。.

作为见证、映照与发现的历史抒写 苏勇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这一重大题材不断地被电影、电视、小说、话剧等艺术形式所表现，当它出现在歌剧舞台上，又会呈现出何种面貌呢？不久前，由黄定山执导，岩奇、王晓岭、黄定山编剧，栾凯作曲的民族歌剧《八一起义》终于和观众见面了。这部汇聚了当前歌剧界顶级阵容的史诗剧作，不仅给观众带来极具震撼力的视听盛宴，也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歌、剧、史有机融合 任何一部优秀的歌剧都是歌与剧的相互推动、相互成全，而在面对重大历史事件、历史题材时，歌剧还要合乎历史理性、历史目的、历史规律地再现历史，那么《八一起义》是如何处理歌、剧、史三者的关系呢？ 就歌曲方面而言，无论是独唱、重唱、合唱，或者宣叙、咏叹，该剧的音乐设计紧扣时代、人物和情境。《拿什么拯救苦难同胞》《光明的前程》《我在等待这一刻》等唱段之所以能够获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当然与那些声名远播的艺术家石倚洁、杜欢、王丽达、杨小勇等的倾情演出，与观众对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家的崇敬之情密不可分，而根本上则在于音乐的词曲创作极为妥帖地复现或契合了特定历史环境中人物的内心状态。比如剧场多次回荡的《往事重现》，这段唱表现了征途艰险，周恩来深感责任重大；面对眼前的“大山”“狂澜”，周恩来想起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战友们，内心的悲愤化为行动的动力。“前途就在山那边”“希望就在水那边”，所有的阻力和困难都不足为惧。音乐的层层推进和人物起伏的思绪环环相扣，使得观众得以穿越历史，走进人物的内心。 从剧作方面来看，《八一起义》有21个主要角色，17个都有历史原型，其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观众再熟悉不过了，因而艺术加工必须以尊重历史为基础。显然为了贴合历史真实，主创是花了功夫的。尽管歌剧同话剧、影视剧相比，对人物的还原度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但该剧在服化道上还是做足了功课，人物造型尽可能还原，场景、特效等方面也都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和冲击力。在叙事上，歌剧同一般的舞台艺术不同，往往比较跳跃，也不太讲求情节的连贯性，有时剧情甚至为唱段服务。《八一起义》在叙事上是相对完整而出色的，音乐设计与结构安排保持了高度的和谐，真正做到了歌随剧走，剧以情牵，情通而理达，言近而旨远，事义、辞采、宫商相得益彰。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尾声都辅之以朗朗上口的唱段，让观众对剧情了然，对音乐神会，对历史洞明。 八一起义功在第一枪。《八一起义》能否在“史”的方面站住脚，关键在于能否有逻辑地说明“第一枪”为什么必须打响、怎么打响，以及意义何在。同类题材的艺术作品更多地把重心放在“如何打响”这个环节，该剧在“为什么必须打响、为什么能够打响”方面给出了充足的理由，并且能够联系今天对历史进行了理性的评价，使得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具有了宽广的历史纵深。   作为“缺席的在场”的结构设计 剧作家夏衍指出：“艺术离不开理想，免不了夸张，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也不能写剧本了。”那么对于现实题材的文艺创作来说，如何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或诗意晕染呢？该剧除了让景动起来——歌舞的芦苇；让服装活起来——送别时，同色系的服装凸显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心心相印，还在戏剧结构上进行了大胆探索，这一探索主要依托于三个人物：毛泽东、邓颖超和陈延年。有趣的是，在八一南昌起义的事实空间里，三位都不在场，但在舞台上，他们的戏份却相当重。那么这一“缺席的在场”对于历史内涵的彰显又有何作用呢？ 毛泽东的首次出场是实写，描写的是起义前夕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武汉的一次会面，歌剧以颇具象征意味的“击掌”动作展现了二人在革命立场和思想境界上的高度一致，以及相互扶持、守望相助的革命情谊。当革命遇到阻力、战斗打响时，毛泽东以革命挚友的形象再度显影或投射于周恩来的心中，为周恩来接下来的行动提供了精神动力。一定程度上，《光明的前程》这段咏叹，既是毛泽东的心声，也是周恩来对于革命必胜的强烈认同。毛泽东真切地提出：“我听到一个声音在问，你们会挺身而出吗，你们会屹立不倒吗，你们会揩干身上的血迹继续前进吗？”对方铿锵地回答：“航船桅杆已升上地平线，注定我们光明的前程。”这种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显然离不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由是，借重历史、借重人物、借重歌唱，这一内在的精神力量就被这部史诗歌剧所承载和传递。 如果说毛泽东的出现，展现的是周恩来从来不是独行者。那么，邓颖超的出现又代表了什么，是戏不够爱情凑的俗套逻辑在发挥作用吗？显然不是。实际上，爱情与革命某种程度上具有同构性，在境界上，真爱与革命都具有超越性，是无保留地为了他人、为了理想而交出自我甚至是生命的义无反顾。周恩来匆匆离去，前来送行的邓颖超并未多问，也无需多问，问与不问、在与不在都始终相随。在起义遇到阻挠之际，与其说邓颖超两度在舞台上突然出现，不如说她从未离开，这是两颗高贵的灵魂始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支撑。正如两人深情对唱的《相伴一生》：“其实不必太多的承诺，因为心中都懂。” 陈延年是以英灵的方式，步入前敌委员们与张国焘据理力争的空间的，这显然是一种超现实的表达。“我用献血呐喊，我用生命怒吼，同志们，拿起枪，一往无前去战斗。”陈延年的呐喊与怒吼，不仅仅是为了批判张国焘，同时也向观众诠释了起义的逻辑：不革命，不建立自己的武装，没有自己的军队，就只能任人鱼肉。   作为“慰藉者”与“行动者”的女性的被看见 此前，太多关于八一起义的历史表述或艺术重构中，女性都游离或外在于“事件”（event）。她们似乎并不天然地担负历史使命，而且始终隐匿而沉默。该剧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发现”了作为主体的女性，并赋予女性以意义，将她们从那些不可见的历史深处推向舞台的前景，使得那些被历史的天幕所遮蔽的女性变得光彩熠熠。 剧中的女性角色主要有两位：邓颖超和景芸。尽管邓颖超没有直接参与起义，并且出于保密需要，周恩来并未将暴动计划告诉妻子。但这并不妨碍这位伟大的女性为周恩来提供这人世间最相濡以沫、最动人心弦的情感支撑。邓颖超曾这样写信给周恩来：“在我们的革命生涯里，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我们的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如此深沉的爱、如此坚定的信念，显然是两人一直以来能够相互扶持、并肩作战的情感基座。因而，出现在深陷危机或困顿之中的周恩来心理空间的邓颖超，无疑极具象征意味。她给周恩来以力量，使他毫不退缩地同错误路线进行斗争。而在邓颖超最后一次登临舞台时，顶光直接洒在其身上，这一隐喻意味就愈发明显了。 不难发现，不少反映八一起义的艺术作品中，女战士形象并不突出，而实际上，两万名起义战士中不乏女兵的身影，该剧弥补了这一缺憾。剧中的女战士景芸在哥哥牺牲后，跟随贺龙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哑巴”牺牲后，又毅然接过恋人手中的炸药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景芸在牺牲前，悲愤而坚定地唱道：“我走过，我看见，我来了，战火的青春就让它随风远行；我知道，我坚信，我来了，未竟的心愿有人完成。”这段咏叹深切地表现了国难当头，女性作为见证者、参与者、行动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献身精神。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个有生机的时代不能没有信念。尤金·奥尼尔曾说：“戏剧为什么不给观众一个机会,让他们看看其他人是怎样生活的呢？”歌剧《八一起义》为我们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些可爱可敬的英雄和先锋，他们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们政治过硬、品德高尚、深谋远虑、胆识过人，他们坚定地站在人民这一边，为民族的前途、国家的未来奋不顾身。在此意义上，民族歌剧《八一起义》是一部我们无法拒绝的佳作。

传承红色基因 再现革命启航的伟大时代 ——评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 江承曦 欧阳雪芬   剧中既有对雷鸣般革命之音的回应与共鸣，也富于个人的情感诉说，整体的故事情节脉络非常紧凑，却不乏生动，这使得人物的表现更加真实和全面。从人物的发展角度上来看，全剧人物情节众多，但编排上都各有特点和安排。作为一部大型历史剧，最难表现的就是小人物的刻画和描摹，而往往正是一个个平凡生动的小故事，才更有利于铸就整体故事架构的丰满和完整。这一点，民族歌剧《八一起义》完成得令人满意。 历时三年多的前期筹备，由黄定山担纲总导演的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 1月26日晚在江西艺术中心大剧院首演，同时拉开了2024“赣鄱好戏”江西优秀剧目展演的序幕。该剧由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西省文联、中共南昌市委宣传部、江西文演集团、南昌市文广新旅局出品，以八一南昌起义为创作背景，艺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武装力量，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历史。民族歌剧《八一起义》总时长120分钟，演出展现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伊始到八一南昌起义的建军历程。全剧运用平行结构表现戏剧行动，生动再现了革命的曲折波澜和革命者们的伟大斗争。 全剧整篇故事脉络的发展围绕着“一条主线和三条支线”展开，主线指的是“伟大建军精神”。三条支线其中之一即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的爱情，纵使国内的革命条件多么错综复杂，不论岁月如何变迁、世界如何风云变幻，邓颖超始终如一地陪伴在周恩来的身旁，这与时局的动荡和巨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全剧每当男主角周恩来遇到难题和困苦的时候，总会有一束光照亮寂寥的夜空，邓颖超就是周恩来心中的光，这也是众多观众为之动容的一大亮点。正如剧中歌曲《相伴一生》所唱的一样，“美好的憧憬，光明重生，那是信念超越永恒”。歌剧中，人物形象主要通过音乐塑造，尤其是人物演唱，既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方式，也是人物叙事的主要手段。剧中的男高音为石倚洁扮演的周恩来，其演唱的《我在等待这一刻》旋律豪迈，富有张力，情绪激昂，旋律前后的转换表现了人物强烈的革命情感。与周恩来相较，王丽达扮演的邓颖超一直在背后扮演着默默无闻奉献的革命者的形象。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故事在整体叙事中反复穿插叙述，编排恰到好处，也让革命故事的发展更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第二条支线指的是整部剧最动人的角色，即景纭对于亲情的执着。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所谓的“清党运动”，景纭痛失家人，一个大家族只剩自己一人得以幸存，但是她并没有因此放弃生的希望，更没有放弃理想信念。她毅然决然地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不仅是为了死去的家人，更是为了解放全天下千千万万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正如剧中的青年毛泽东所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有四万万的同胞，他们当中不仅有着广大的农村老乡，更有革命进步人士。他们都是党的队伍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而景纭作为全剧当中一个小角色，是所有四万万受压迫，急需获得解放、改变命运的人民的缩影。从毅然决然的军旅征程，到最后义无反顾的英勇就义，这种力量的冲击感是任何华丽的辞藻都难以表达的。其实在中国民族歌剧中，不乏处于中心地位的女性角色，《红霞》《洪湖赤卫队》《江姐》《党的女儿》等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就可谓光彩夺目，这种表现女性、塑造女性、歌颂女性的创作意识与20世纪女性参与革命的现实紧密相关。女性是革命的重要组成力量，妇女解放的程度同样也能反映出革命的进展情况，由此产生了大批围绕女性形象进行构思和创作的革命题材歌剧。不过，随着歌剧舞台上一系列女性形象的涌现，其伴随着相应的问题也不得不令人深思。一些民族歌剧在对女性角色的刻画上，往往忽略了女性的基本诉求和性别特征，而对其采取男性化的艺术加工、进行力量感的表达，这并不能客观反映出近代女性的追求和力量。而本剧最大的优势也在于，它不仅在女性角色的表达上更加真实地刻画了女性在面对灾难时的痛苦和挣扎，同时还原了真实的女性诉求，表现出自觉的女性叙事追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人文关怀。剧中，景纭不仅是革命战士“哑巴”的师妹，更是为了父老乡亲、为了革命，不惧牺牲的共产主义战士，她既有淳朴温柔的一面，也有成熟刚毅的一面。如果说，对“哑巴”的不离不弃表现了她的细腻温柔，那么最后一幕的英勇就义时，歌曲《雷火中的笑容》中的“我知道，我坚信，我来了！”则唱出了她对革命的决心和不屈的信念。从音乐的表现形态上来看，景纭的情感层层递进，从迷茫到清醒，从追忆到现实，一个从容坚定的女英雄形象得以凸显。 第三条支线剧中体现在贺龙和周恩来的革命友谊上，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革命转入低潮，贺龙无所畏惧，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一边，率部参加并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剧中最感人的地方在于，贺龙并没有因为被排除在前敌委员会的会议之外而心生芥蒂，而是在大多数人摇摆不定的时候，坚定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大家庭。他足够信任周恩来，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坚定自我的理想信念。所以即使张发奎公然叛变，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对朋友，他是讲义气，懂大义的；对组织，他是坚实的缔造者和捍卫者。 三条支线“爱情、亲情、友情”伴随着主线，即“伟大建军精神”深入开展和叙述，而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的交融，使民族歌剧《八一起义》充满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剧中既有对雷鸣般革命之音的回应与共鸣，也富于个人的情感诉说，整体的故事情节脉络非常紧凑，却不乏生动，这使得人物的表现更加真实和全面。从人物的发展角度上来看，全剧人物情节众多，但编排上都各有特点和安排。作为一部大型历史剧，最难表现的就是小人物的刻画和描摹，而往往正是一个个平凡生动的小故事，才更有利于铸就整体故事架构的丰满和完整。这一点，民族歌剧《八一起义》完成得令人满意。  

民族歌剧《八一起义》 彰显英雄主义的崇高之美 叶青   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以充满张力的历史叙事，大气磅礴的音乐和舞台呈现，众多具有英雄气质、体现崇高人格美的艺术形象，全景式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伟大历史，体现出鲜明的史诗气质和美学追求。   在尊重多样性的前提下，史诗性作品应以宏大叙事对历史做出整体性呈现，这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魅力所在。歌剧《八一起义》采用经典线性叙事与多时空交叉叙事相结合的方式，在历史逻辑和叙事逻辑之间找到具有戏剧性的起承转合，对一波三折的起义过程、紧张严肃的矛盾交锋、历史十字路口的艰难抉择等进行了层次分明、跌宕起伏的呈现，突破了线性叙事的时空限制。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的价值并不在于客观被动地再现历史，而应该以特定历史情境下人物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在历史空白处展开艺术想象，实现对历史的精神重建。剧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超越就史写事的编剧思路，创造性加入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武汉讨论革命前途并击掌“约定”的重头戏，进而在第八、第十一场事关革命前途抉择的关键时刻，以他们之间跨时空的“对话”形成推进戏剧叙事的重要动力。正是这一依据历史逻辑必然的诗意书写，凸显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重大历史关头坚定的革命信念、深邃的历史洞见、面对危局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和坚强意志。 舞台场景营造是歌剧美学追求得以呈现的重要环节。与线性叙事和全景式呈现八一起义历史相适应，这部作品大面积采用紧贴历史实景的装置与光影画面，拓展舞台的历史纵深，同时强调写实性道具、景观的符号化功能，在舞台空间设计、视觉效果、多媒体运用等方面突出历史叙事与诗意风格的交融。如全剧开篇的舞台布景质感强烈，与巨幕投影中的滂沱血雨相互叠映，展现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血雨腥风；又如修复涂家埠大桥场景中顶天立地的桥架，以及在光影衬托下战士和工友们奋力抢修的巨大剪影，象征着中国革命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庞大的符号化道具和压倒性的舞台意象，借助大胆创新的舞台科技手段，形成奇观化的视觉效果和时代美学风格，共同完成对八一起义的史诗性呈现。   与重大主题相应，歌剧《八一起义》的音乐突出宏大、壮阔的史诗风格。作品中大量使用合唱特别是男声合唱和男声重唱，气势恢宏。如第一场管弦乐队烘托之下的混声合唱《怒火在风雨中燃烧》，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进行了诗化的悲愤叙述，中心人物周恩来激昂、悲愤的咏叹调《拿什么拯救苦难同胞》如闪电划过暗夜，混声合唱与独唱交替出现，表现出革命者从血泊中站起继续前行的坚强斗志。 剧中大量精彩、激越的咏叹调贯穿着理想信念的深切表达。周恩来的唱段多达14段，包括独唱《我在等待这一刻》《往事重现》，二重唱《相伴一生》等，展现了这位起义领导人崇高的革命信仰、坚定的奋斗精神和丰富的情感世界。贺龙的唱段虽不多但很有特点，特别是咏叹调《我的入党志愿书》等，使这位在关键时刻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八一起义总指挥的伟岸形象深入人心。   《八一起义》主题叙事以周恩来的唱段和合唱交替推进，其中周恩来的“等待这一刻”成为最突出的叙事主线。男声合唱《按时起义》及其变奏，生动展现了起义官兵的英勇无畏和坚定信念，共同推进“起义”主题叙事。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约定”主题则出现在多个关键时刻，成为与主线平行的重要叙事线。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二重唱《相伴一生》多次重现，体现了革命伴侣在斗争中相互激励的强大情感力量，同样对全剧叙事形成有力推进，并为全剧音乐注入浪漫与深情的元素。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歌剧，《八一起义》成功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等近二十位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突出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人格与精神风范，对革命英雄主义崇高之美做出新的文化表达。同时，歌剧《八一起义》也突出了普通战士的英雄气概。“哑巴”和景芸是歌剧中富有光彩的普通战士，以自己的牺牲谱写了生命壮歌，这种牺牲因为汇入了伟大革命事业而重于泰山。歌剧《八一起义》将建军伟业的宏大叙事、革命领袖的精神境界与普通战士的英勇牺牲有机交融，最终汇聚成为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 总之，《八一起义》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歌剧作品的相继成功创排，使民族歌剧大大拓展了自身的艺术表现空间，并以史诗性的戏剧架构、宏大的叙事规模、恢宏的舞台呈现和大气磅礴的音乐建构，精彩诠释了什么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之美，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提供了新的类型化实践样本。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风展红旗如画 观歌剧《八一起义》 刘飞     红色题材主题创作仅有目的性或艺术技巧不能成就经典，经典一定是在人与生活及其所处的命运价值选择、历史必然趋势中不断锤炼交汇、循环咏叹中走出来的。最近首演的歌剧《八一起义》即是一部见事更见人的佳作。《八一起义》写出了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中国共产党遭遇灭顶之灾的紧要关头，以其崇高的理想、坚定的意志、过人的胆量、机敏的智慧，力挽狂澜，绝处逢生，打响以武装斗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开启独立领导革命的新篇章。那是惊雷在潜行，是熹光在穿透，是春潮在激荡。而乘风挟雷的正是一群最先感受人民对时代巨变的渴望并决心推动其巨变的年轻人。歌剧《八一起义》的每一句歌词、每一个音符，都在努力表达历史车轮那一声巨响，都在努力描述朝阳喷薄的那一刻庄严，都在努力抒发今人回眸百年艰难与梦想的无尽感戴…… 这一创作，优势和难度并存。优势体现在这个题材的独特性，难度在于如何让架构。民族歌剧的选材和呈现基本上是以人物为主，在确定核心人物的基础上，选定生发戏剧矛盾冲突的事件来结构戏剧，大多数都是因人设事，也有一些作品看起来是围绕某一重大事件展开的，但是最终的落脚点依然是“人物”，戏剧事件是伴随人物的成长发展向前推进的。然而这一题材终究是要反映“南昌起义”这一重大事件的，而与这一事件相关的人物众多，到底应该聚焦在哪一些人物身上，无疑是相当棘手的现实问题。我们看到，歌剧从立意上，是以“军魂所系”统揽全剧，讲述了当年“党领导军队”的意识觉醒，以及打响第一枪的过程中，每个高级将领的信仰和抉择，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起义整体，既讲述了南昌起义在党史上意义非凡，标志着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也不避讳起义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的经验教训。歌剧重点讲述了起义的艰难决策以及起义过程，并延展到秋收起义从攻打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的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延展到三湾改编采取一系列措施从组织上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无产阶级新型军队的重要开端，延展到井冈山会师，创建革命根据地，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由此，我们随着歌剧走进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一群热血青年在黑暗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为了心中的梦想和中国的未来在行动。在歌剧舞台上，以塑造群像为主题的作品为数不多，这个剧，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朱德、贺龙、张国焘等鲜活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其主人公不是某一个人或两个人，而是这一群生龙活虎的我党早期军事将领的青春群像。满台青春、满台阳刚，气势恢宏，洒脱不羁，多么清丽和震撼。另外，还设置了一些普通人的蜕变，如景芸和赵福生这两个角色设置得好，是在考察当时众多群众和士兵得基础上的虚构和提炼，让这一历史事件可以落定在基层群众的拥护与否。景芸从大革命失败的死人堆逃脱出来，来到贺龙的身边，向他们描述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这样的安排能使贺龙的转变更有来由。景芸从第一场大革命失败出场，到最后牺牲，以景芸为代表的革命队伍中的普通战士，都是从乡土走到了革命队伍中，正是这些人构成了革命最终要依靠的社会基石，也构成了革命最终要服务的社会群体，尤其是景芸的那几段重点唱段，设计的好，从普通人的视角来唱出了他们眼中的军队、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回旋变奏式的情节架构，张弛交替的戏剧节奏令观者耳目一新。起义的复杂紧张过程，之前复杂的时代风云，之后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等等，其宏阔背景和丰富内容、众多人物和独特性格，这在我们惯常思维中，远非长于抒情、拙于演绎情节的歌剧所能承载。所以歌剧采取创造性的结构来处理，选取了重点情节，设计典型场面，总体按照线性叙事逐步再现起义。巧妙的是，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相互启发和引导，展现党的高层选择正确道路时的初心和力量之源，以周恩来、邓颖超之间的革命约定和畅想，展现周恩来行动的情感力量的动力之一，堪称神来之笔。这些设置通过贯穿全剧始终的时空交错的意识流手法，大量运用正叙、插叙、倒叙，多时空平行叙事等手法，连带将起义现场内外的众多人物、重大事件以及若干富有戏剧意味的场景编织进一个现在时与过去时频繁“闪回”、交替呈现的叙事框架中，使之有机连接、彼此作用、共同升华。 由于南昌起义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处理复杂广阔的时间和空间内容，时空转换成为舞台常用表现手法——在特定场面，让舞台安静下来，进入另一种叙述空间，相隔数日、数年的情境、情节，得以灵动地衔接、组合，人物在时空中不断跳进跳出，实现叙述的自由，给观众留下良好的视觉印象。究其原因，就是创作者很好地理解了时空转换的表现手法是服务于“叙述体”这一样式的。该剧的叙述容量大，不仅仅是时空连贯，还随着情节的推进不断挖掘当年这一事件中新情况新问题，并不断通过新的戏剧行动去解决问题，常常在争执最激烈时，或者起义千钧一发时，进行闪回，将节奏徐徐推进走向高潮。这种在广阔时代背景中取精用弘的佳思巧构，成功避免了只是事件的简单陈述与叠加的空有其表的“叙述体”。   如何思考乃至“提出问题”，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如果没有引起当代观众思想情感的震荡，就算不得好的当代作品。创作者始终应该思考：这个故事在今天讲述还有多大价值，除了迎接建军百年，能给这个时代的戏剧、艺术乃至美学提供什么新的启示。人物投身革命，要写出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不是概念化的，而是具有时代、历史、潮流的概括性，善恶、价值的概括性。我们看到，歌剧的开篇就将我党生死存亡的命运，两种观念、政治态度的对抗呈现在观众面前。而后，将表达空间切分为——以周恩来等起义将领为代表的会议主体，以哑巴、锦云为代表的基层民众声音，以赵福生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各个表达空间均依靠戏剧本身的逻辑共同推进情节，各司其能、剥茧抽丝，有叙有议、有回溯有瞻望，把南昌起义的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多角度、多层次地呈现出来，所有表达空间共同指向的是渐次揭开的悬念和渐趋明朗的人物命运、革命形势。在主题叙述的“间隙”，还渗透着丰富的历史细节，如甘棠湖“小筏子会议”大鱼吃小鱼的妙喻，贺龙带领官兵抢修铁路、周恩来与邓颖超江边离别等，赋予作品令人回味的意趣与哲思。会场不过江西大旅社等有限的几个场景，舞台却为其营构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畴。歌剧通过那一段峥嵘岁月的精彩讲述，将追求真理、坚定信念、勇于拼搏、不怕牺牲、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可贵精神内涵充分表达出来。尤其是通过起义将领们在最危急时刻的生死抉择的渲染和描述，将听党指挥这一军魂所系发端于南昌起义写得透彻，从中发现人、发现人性、发现时代、发现思想，实现对复杂广阔时空更有效的舞台呈现。 与话剧、电影、小说比，歌剧独特魅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在于音乐，在于音乐对于人的内心深层意识透视与放大的抒情表意的功能。而战争的攻防、胜败等具有极强烈的外在形式，它对个人性格、命运与情感压倒一切的强制性，往往使个人在战争的行为及其价值得到凸显，而在其行为深处蕴含着的思想与情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极易被淡化。因此，战争的鲜明特点恰恰是歌剧不擅长表现的，而歌剧孜孜以求的东西往往又容易在战争场面的铺排中被隐去。如何解决歌剧对战争的审美“视角差”问题，这对主创是个挑战。南昌起义这样的题材，“庄重、凝重、沉重”是无法绕开的，但我们看到，全剧的唱词精准地凸显了人物内心和个性。题材本身充满“刚性”，而诸多唱段在相应的戏剧情境当中并不刻意避开柔软，所谓柔软不是简单的“委婉”，而是复杂的“内敛”。   鉴于起义将领都是男性，剧作家将在剧中穿越时空三次的邓颖超，以及参军杀敌的锦云这两个女性角色有机融入剧情，满足了歌剧人物多样性和声部色彩丰富性的表现要求，为作曲家的音乐创作及舞台整体史诗性叙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对比元素。作曲家将恢宏而又琐碎的历史场景的音乐描写进行自然转接，完成了众多人物的个性化塑造，将将领们某些戏剧性强于抒情性的歌唱内容化为具有歌唱美质的唱段。混声合唱“怒火在风雨中燃烧”、男声小合唱“必须在南昌起义”、领唱与混声合唱“支前歌”，张国焘的独唱“中央的决定”，男声重唱“第一次拍了桌子”，景芸的独唱“雷火中的笑容”，尤其是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二重唱“相伴一生”，贺龙的独唱“捧起入党志愿书”深情内敛感人不已，甘棠湖小筏子会议上，三位英才的男声对唱与合唱，乐观谐谑，颇具喜剧意味。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重复三次的对唱“相伴一生”，诗意盎然中意蕴深邃，情真意切中隐含决绝，不仅仅是爱情，更多是革命理想。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三次“击掌约定”，两位伟人的对唱与重唱以“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英雄气概纵论天下大势、共商伟业前途，音乐妙趣横生，表演生动。毛泽东、邓颖超的适时切入，既在常理常情之中，又出人意表地支撑着剧情的进展，孕育着力量的源泉，表达了对革命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在序幕合唱、尾声混声合唱《党的队伍向前方》中，精妙的乐队配器和声部安排，在观众听觉审美中形成气势磅礴、印象深刻的音响记忆，久久回响。纵观全剧，作曲借助音乐思维和音乐逻辑的力量，无痕而有力地推进动作走向，在戏剧冲突的并置、对比中，营造起属于《八一起义》的音乐架构与表达，并为每一个剧中人物提供了广阔真实的典型环境，担当起对这一历史事件思想深度的挖掘与体现。 “八一起义”是江西当仁不让的必做题材，考虑到对标建军百年，因歌剧自身的特点，其实无法苛求展开很丰富的细节（如能够当然更好），但综合叙事和歌剧音乐主题的要求，建议可以提炼、强化和贯穿精神性的主题以及此主题对军队传统的立心铸魂作用——谁主沉浮的追问，落脚到枪杆子里出政权，更落脚到依靠工农和人民的力量，这样可以相对避免给人展陈史实的印象。周恩来邓颖超的三段重唱，如果能根据不同情境和人物情绪，进行区分处理，对这一对革命夫妻的情感赋予成长性，以及反向推动人物在关键时点的艰难抉择。另外还想说的是，江西下大力制作这样一部原创歌剧，其实也可以成为一个人才遴选与锻炼的过程。相比于这个歌剧的火爆演出，我们更期待通过后续的B组训练和巡演，使歌剧后继乏人的状态得到缓解，把江西的歌剧创作家底建立起来，这是件特别有意义且影响长远的事情。 （作者系江西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一部熔铸 枪声、歌声、心声的红色佳作 ——观民族歌剧《八一起义》 靳文泰     江西省歌舞剧院创排了以1927年的南昌起义为背景，展现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时刻的决策过程和勇敢斗争的民族歌剧《八一起义》，首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我作为观众之一，最直接的感受是：意料之外、预期之上。纵然还有一些小瑕疵，但也已经可以下判断：它就是这两年难得的优秀原创民族歌剧。 在《漫谈民族歌剧》中，张庚先生说道：“革命历史题材的歌剧不好搞，也很少有人搞了。特别是写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战士的戏。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不应割断历史。革命历史上还有很多可歌可泣的题材值得我们挖掘、思考和重新去认识，但要独辟蹊径，要创新。”八一南昌起义作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事件，情节复杂、人物众多，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其进行全面概述确实是一个艰巨的挑战。编剧岩奇、王晓岭与导演黄定山深知此点，在他们的作品中，通过倾注全部的创造热情和丰富的演出经验，利用精湛的技艺，为观众展现了一幅动人心魄的历史画卷。这部作品不仅以满溢的艺术热情和政治责任感感染着观众，还成功塑造了革命领袖人物的英勇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同时，该作品还证明了歌剧这一艺术形式同样能够成功地表达现代革命主题，有效地描绘革命领导人物，从而进一步扩展了歌剧表现范围的边界。 乔羽先生在谈到搞民族歌剧时认为最好能做到这样两点：一，它既是继承的又是发展的；二，它既是民族的又是时代的。根据这样的尺度来衡量《八一起义》是成功的。在过去的歌剧创作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瞻前顾后”“东张西望”。然而，这个过程有时可能出现倾斜：在纵向深入研究时，我们倾向于探讨古老的民族特色却忽略了当代民族性格的理解；在横向借鉴时，又往往过于关注外来形式的模仿，而未能将其与本土精神有效融合。这种不匹配的纵横探索，难以锚定一个统一和谐的美学坐标系。无疑，民族文化的深层魅力值得我们挖掘。但展现这种深层魅力，需要用具体的民族风格来具象化。《八一起义》就是这样一部成功的例子，它通过打开民族民间音乐的丰富宝库，同时运用当代审美意识全局观照，洞察民族气质、审美偏好与文化心理，构建起一个易于理解且广受欢迎的歌剧作品。   江西省歌舞剧院推出的这部作品有着值得称道的创新和探索，在听觉和视觉两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以“三声”来概括我的观感，即枪声、歌声、心声。 首先，枪声是这部剧的“战味和火药味”。 民族歌剧《八一起义》通过各个幕次的叙述和音乐表现，将南昌第一声枪响的紧迫、危急和勇敢情绪贯穿始终，这一声枪响不仅是起义的信号，也象征着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 从序曲开始，历史的画面和字幕就为观众营造了一个革命即将爆发的时代背景。随着钟楼的大钟敲响和接下来的合唱《怒火在风雨中燃烧》，观众可以感受到革命者们对中国苦难深深的同情以及反抗的决心。周恩来的《拿什么拯救苦难同胞》进一步强化了革命氛围，刻画了领袖在内心深处的悲愤和对行动的迫切需求。 在第三幕中，景芸的独唱《我要枪》展示了参与革命并准备作战的坚定意志。这种个体的勇敢姿态在剧中多次出现，与集体行动相辅相成，显示了起义前每个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 最后，在第十一幕中，起义消息泄露后，周恩来和革命者快速的反应体现了他们对时机的精确把握。曲目32《凌晨两点准时出击》透过歌词传达出行动的加速和对时间的把握。这种对时间的控制直接关联到起义的成功，为第一声枪响的紧迫性增添了紧张气氛。 此外，朱德在第十幕中宴请敌军指挥官的环节，以及后续的赵福生向敌军告密，都是对起义前夜紧张情绪的艺术再现。整部剧作中表现出的“按时起义”的口号，以及最后周恩来果断的扣动扳机，集中了革命者所有的希望和信念，在紧要关头进行了英勇的行动。 最终，伴随着三声清脆的枪响和激烈的战斗场面，《八一起义》的剧终曲呈现了革命胜利后的庆祝和未来的展望，让观众深刻地体会到那一声枪响不仅改变了城市的命运，更开启了新中国的篇章。 其次，歌声是这部剧的“歌味、人味、情味”。 《八一起义》的歌味体现在其贯穿始终的歌剧思维，这是一部有“歌剧理想、歌剧观念和歌剧面貌”的作品。全剧41首曲目表现了音乐性的戏剧和戏剧性的音乐这种“一身二任” 的艺术品格。在歌声中我们看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伟大和可爱，感应到了时代的紧迫和呼喊，体悟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觉醒与信念，更感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支持。 在戏剧创作中，为人物赋予深刻的个性与生命力即人味始终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对于描绘重要革命历史事件的作品尤为关键，因为成功地塑造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艺术形象对于这类题材剧目能否赢得观众的心至关紧要。重大革命历史作品不仅需遵循艺术创作的普遍原则，还要满足其特殊性的要求。例如，在展现领导人物于革命历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时，创作者容易过分沉溺于描述革命斗争的细节，而忽略了对领导者个性化形象的精心雕琢。有些作品之所以显得平淡无奇，难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便是因为它们未能妥善处理革命斗争的描写与领导人物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过于集中于复述历史事实，而导致角色形象缺乏立体感，甚至显得生硬、单薄、近乎陈词滥调。 在革命史诗的叙述中，领袖人物扮演着超越常规主角的关键角色。他们不仅是推动事件进程的核心力量，更是与整个军队、民众以及国家命运紧密结合的象征。因而，任何对这些重要人物刻画不准确的情况，都可能损害历史的真实性，影响作品的深度，并引发公众的不满和争议。所以，在塑造涉及到重大革命阶段的文艺作品时，创作者们必须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形象绘制置于优先地位，并严格把握这一艺术再现过程。再现革命斗争的场景，同时赋予领袖人物以鲜活生动的艺术表现，成为创作的双重追求。唯有那些能够在历史忠实性和艺术想象力间做到平衡，并展现出令人信服的革命领导者形象的作品，方可被视作优秀之作。 《八一起义》中出现的二十多个人物，大多是有史可查的真实人物，其中有正、反面的高级领导者，也有士兵和工农群众。从昨晚的演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部作品从情感出发，成功地塑造了周思来、毛泽东、贺龙、邓颖超、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形象，是这部作品的一个显著特色。以往，我们一想到领导者就会联想到特型演员，要求神形兼似。但歌剧作品不能像话剧或影视作品，长得像的可能唱不好，即便这些演员运用人物特有的方言和习惯动作，但唱不好就是歌剧的命门，以至于我们歌剧舞台往往缺乏“这一个”离形得似的领袖形象。从演出中，我们能发现这部作品的编导者十分注重形象地表现几位领袖人物的独特经历和个性，充分利用歌剧的优势，通过音乐的力量加强情感表达，使得角色的内心戏更加深沉和动人。剧中人物的塑造鲜明而深入人心。周恩来的坚定与审慎、毛泽东的运筹帷幄、贺龙的果敢与转变、邓颖超的支持与牺牲等都通过适当的场景和音乐得到了充分展现。赵福生这样的反派角色同样被赋予了复杂性，揭示出在动荡年代中人性的暗面和选择的艰难。 情味则体现了这部红色作品在战争与革命的背景下对人性与温情的关怀。故事中，周恩来和邓颖超男女声二重唱《相伴一生》，展现了他们之间的美好和相互扶持。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共同前行，相互支持、互相激励，彼此间的深情厚意让人感受到温暖与希望。 另一方面，哑巴和景芸的爱情线也展示了纯真的爱情。哑巴与景芸之间没有言语交流，却通过眼神和行动表达出彼此深切的情感。他们的爱情纯净而纯真，没有被战争和革命的残酷现实所扭曲。这种纯真的爱情给予了整个故事一种特殊的温情，使观众得以感受到人性在战火纷飞中的真挚。 这些爱情线索的存在使得整个故事不仅仅是冷硬的历史再现，也融入了温暖的人文关怀。它们让观众在严峻的战争与革命背景中看到了人性中的温情，使得剧中角色更加立体饱满，更有共鸣。这也体现了创作团队对人性关怀的表达，使得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不仅仅是一部战争与革命题材的作品，更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艺术作品。 最后，心声是这部剧的“言外之味”，即江西戏剧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决心和勇气。 《八一起义》这部歌剧的成就，不仅彰显了江西文化和宣传部门的有力支援，也是江西省歌舞剧院团队持续奋斗、不懈努力的结果。实际上，江西省歌舞剧院在资源配置上可能并不占优势，他们之前创排的《山茶花开》经历中的艰辛由剧院领导亲自讲述可见一斑：转制后面临演员匮乏、缺少资深创作者与导演等困难。尽管情况不容乐观，剧院仍怀抱一个雄心——打造一出全国知名、反映江西独特题材的高品质民族歌剧。 在探索路上，剧院经历过失利与迷惘，但从未放弃，始终坚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八一起义》的初始剧本并不完美，然而，在杜欢院长的带领下，剧院团队没有选择退缩，而是边改善剧本、边寻求资金支持。项目就像滚动的雪球，逐渐壮大。在多次活动中，杜欢院长向我分享了《八一起义》的最新进展，诸如黄定山导演的参与，剧作家岩奇、王晓岭的加入，以及石倚洁、王丽达、杨小勇等艺术家的协力等。我们目睹了在剧院坚持不懈的精神引领下，将这部作品锤炼成闪光的《八一起义》。 我相信，也正是这种坚毅前行的心声同样影响并激励了黄定山导演、剧作家岩奇、王晓岭，以及石倚洁、王丽达、杨小勇等人，转化为整个创作团队的凝聚力与战斗力。事实上，江西省歌舞剧院所拥有的条件，许多其他剧院也具备或甚至更佳。它们完全有能力做到江西省歌舞剧院所做到的事情，期待更多的剧团在艺术创作上投入真心，付出极大的努力去创造。艺术创作的道路上既有成功，也难免会遇到失败，但胜败乃艺术创作的常事，必须能够坚持，善于总结经验，才能取得成功。 当然，这部作品刚刚搬上舞台难免还有不尽完美之处，愚见认为在角色塑造方面，虽然歌剧《八一起义》通过音乐和歌唱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角色形象，但在人物表演上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此外，角色之间的互动和关系发展也需要更富有层次，以增加剧情的动态性和戏剧张力。一己之见，仅供参考。瑕不掩玉，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甫一问世便创造了江西演出市场两个之“最”——歌剧类单场最高票价1280；首场门票售罄时间最短（不到9分钟一售而空），开创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歌剧创演的新高峰。相信经过打磨后的《八一起义》必将在中国歌剧史上留下不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