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国调查为何不是在兴国？

1930年10月，罗坊会议期间，毛泽东抓住会议间隙，在彭家村的木匠店内与来参军的8位兴国籍农民座谈调查，史称“兴国调查”。

参加座谈调查中的8人，有账房先生钟得五、教书先生陈北平、风水先生陈侦山、屠工傅济庭、泥瓦工雷汉香、爆竹工黄大春、小商人李昌英和雇农温奉章。其中参加了红军的6人里有4人成了烈士，另外2人返乡，只有温奉章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

兴国调查的“人在他乡”

1930年6月，中共中央在李立三的主持下，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城市起义和集中所有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打下南昌、夺取长沙”“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虽然9月份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开始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但由于机要交通不便和战争环境影响，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未能及时传达到江西的革命根据地，有些同志仍然坚持红一方面军攻打九江、南昌等中心城市。

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没有机械盲目地采取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而是在行军途中提议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在新余罗坊的陈家闹召开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

会议从1930年10月25日开始到10月30日结束，最终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决定不再进攻九江、南昌等中心城市，在未获悉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情况下，红一方面军果断纠正了李立三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错误。

罗坊是新余市东面大镇，樟树、新干、峡江以及罗坊周边的老百姓和商贾常来赶集，又称“当闹”，西面和南面有袁河作为屏障、东面有赣江天险，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塞。罗坊会议期间，红军部队正在这里进行休整。

为充分了解农民生产生活现状，掌握《兴国土地法》实施效果，进一步明确革命依靠谁、为了谁等问题，毛泽东挤出时间，选了来自兴国县永丰区红军预备队的8人，在罗坊作了一个深入调查。

1931年1月，利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间隙，毛泽东在宁都小布将调查资料总结成7章41节4万余字的调查报告——《八个家庭的观察》，即《兴国调查》。

兴国调查的问题意识

兴国调查是在寻乌调查之后。毛泽东作寻乌调查，重点是了解富农、地主的问题和城市商业问题，对贫农的情况掌握还不是很充分。因此，兴国调查重点要了解的是贫农和雇农问题。

通过调查，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农村的了解，明白了各阶级各阶层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得出正确的阶级估量，明确了中国革命依靠、团结、孤立、打击的对象，印证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主张和科学论断。

后来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说道：“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

《兴国调查》虽然详尽深刻，但由于敌人进攻罗坊，调查也有遗憾，即没有调查儿童和妇女状况，没有调查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没有调查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的状况，也没有调查文化状况。

兴国调查检验了土地政策的落实效果。1929年4月，毛泽东曾亲自帮助兴国县土地革命委员会制定颁布了《兴国土地法》。他一直都把兴国的土地革命运动当作样板和试验田，不断总结完善土地分配方法。

那么，为什么选择兴国县永丰区进行调查？毛泽东认为，兴国县永丰区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县交界，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由此可知，兴国是赣南土地斗争情况的一个缩影，解剖了兴国这只麻雀，赣南情况便可基本掌握。

来自永丰区的8位调查对象，并不是普通的农民，他们加入红军前，在区、乡苏维埃政府中都担任了一定的职务，更是兴国县乡村土地革命的领头人，对分田分地的情况非常熟悉。

毛泽东重点调查了各家土地分配情况、耕种情况，以及有了土地后的革命积极性等问题，通过调查得知，《土地法》实施后，农民都分到了田地，地主的租金、高利贷，以及一些不合理的杂税都没有了，农民积极参与到分田分地中去，更多的农民开始积极参军当红军。

1941年9月，毛泽东在延安提到，我在兴国调查中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毛泽东在《兴国调查》前言中写道：“这次调查一般说来仍不是很深入的，但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

通过兴国调查，毛泽东摸清了农村的实情，进一步弄清了革命依靠谁、为了谁的大问题，为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做了战略准备。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也检验了调查研究的成果。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诗词中，毛泽东满怀豪情写道：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兴国调查的调查智慧

毛泽东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但调查并不容易，需要科学的方式方法，特别是要让老百姓打开话匣子、讲出真心话不是件容易的事。兴国调查就体现了毛泽东的调查智慧。

当时，兴国县永丰区有700多位农民参加红军预备队，他们从兴国步行13天到达新余罗坊。一天早操时，工作人员选了傅济庭、温奉章等8位队员，告诉他们：毛委员要请他们开会。调查会上，毛泽东既当主持人，又当记录员，还当服务员，不停地给大家倒茶、递烟。

毛泽东回忆说：“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务劳动事，他们的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

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的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

参与调查的相关当事人后来也对调查情况作了回忆。毛泽东亲自给他们倒茶水。他亲切地注视每一个人，发现其中有一个人穿着一双花鞋，有点不好意思，就问：“你这鞋是从哪里来的？”这人叫温奉章，他腼腆地说：“是在吉安打土豪时捡来的。”“嗬！当上新郎官啦！”毛泽东幽默地说了一句，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会上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

毛泽东示意通信员：“去后勤处看看，给每人领一双新布鞋。”毛泽东待这8位有如“请来的老师又像朋友”，从轻松简单、贴近生活的话题入手，以随和谦逊的态度和通俗易懂的土话，逐渐消除了与会农民的局促感和恐惧心。

8人畅所欲言，“竹筒倒豆”，讲了无数真话、实话和闹心话。毛泽东回忆说：“我们的调查会是活泼有趣的，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有时开至很夜深，他们也并不觉得疲倦。”

充分准备，多问、细听、详记、深思。毛泽东事先拟定了详细的调查纲目。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很仔细地问过了各阶级的人数，其中有多少贫农、雇农、中农；有多少地主、富农、土豪劣绅，土豪劣绅中，杀了的有多少，走了的有多少，各个阶级占有多少土地和财产，地主、富农有哪些剥削形式，土地革命中，雇农、贫农、中农得到了哪些利益，连游手好闲、算命打卦，拐脚瞎眼的人数也都作了统计。

毛泽东把所谈的情况，都一一亲自作了记录，有不清楚的地方，停下笔来，仔细地询问，直到弄清楚为止。最后，毛泽东将调查的情况又反复地讲给大家听，看看有没有不符合的地方。等大家都没有意见了，才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