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强劲有力的大手，从崩裂的石块中伸出，扣动着直指苍穹的步枪的扳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序厅正中，名为“石破天惊”的圆雕，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形象语言，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冲破白色恐怖，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的历史壮举。凝固的艺术表达背后，是重大历史转折的先声，是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

同样是传达“先声”与“意志”，同样是表现这一“石破天惊”的重大历史事件，江西省歌舞剧院、南昌市文化艺术中心创作演出的民族歌剧《八一起义》，则将重心聚焦于手握步枪的那一只只“大手”，以及赋予其力量的人，借助稳健的历史叙事和多元的艺术表达，再现了“石块”崩裂直至扣动“扳机”的全过程。不仅从纵向的层面实现了对这一历史事件的主题推进与叙事拓展，而且在横向层面打开了此类题材舞台艺术作品的视野格局，让历史叙事与今天的时代精神、审美有了更多的呼应与契合，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民族歌剧创作提供了新经验、新路径。

一、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经常会面对同一历史事件被反复书写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不在于角度怎么选、结构怎么立，而在于如何协调好同题书写、人物塑造与“规定动作”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是否能在“规定动作”的范围之内，实现主题表达与艺术创作上的“双推进”。“南昌起义”就属于被反复书写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

对于这一题材内容的表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33年战士剧社排演的四幕话剧《南昌暴动》（又称《八一》）。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又依次出现了话剧、京剧、电影、电视剧等不同艺术类型的相关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创作的时代背景各异，但无一例外都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都在以严格、严谨、严密的党史笔法表现大主题、驾驭“大政治”、塑造大人物，也都是在遵循、恪守重大历史题材“规定动作”的过程中，完成相关的现实诉求与艺术创造。

由此而言，就题材本身来看，歌剧《八一起义》的创作并非开启式的，甚至同样受到“规定动作”的约束。但黄定山率领的主创团队却迎难而上，深入挖掘这一题材隐含的时代和艺术价值，紧紧抓住“历史事件中的人”与“人在历史大势面前的抉择”这两个核心要素，以人带史、以情塑人、以点带面，让这一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有了更多情感、心灵、精神层面的支撑，进而为歌剧表现重大革命历史事件找到了独特而新颖的切入点和呈现方式。

《八一起义》在创作观念上遵循的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创作原则，秉持的是对历史的负责任的书写和对真实历史事件的严肃再现。但它没有延续过去同类作品资料展览式的讲述方式，将与起义相关的历史叙述、人物回忆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而是聚焦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下由丰富的性格、绵密的情感、赤诚的心灵组成的人物上。通过他们的命运、性情、决策、选择、献身等，把起义前后“命悬一线”“赶尽杀绝”的政治处境，以及复杂尖锐、险象丛生的政治较量，热血澎湃、视死如归的政治斗争，形象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同时，也通过这些身处特殊历史情境、站在革命十字路口的人，实现对那段历史的再现与重述。在这些性格鲜活的人物中，既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叶剑英等中共领导者的形象，也有景芸、哑巴等基层的普通士兵形象。创作者将他们巧妙地设置、布局在了一个个充满紧张悬念感的历史情境之中，融入了一段段文质兼美的唱词之内，以这些人物构成了浓墨重彩的历史本身，成为历史叙事的主角。从写事到写人，《八一起义》实现了重大主题舞台创作观念的一次转变。而在人物塑造上，“情感戏”和“斗争戏”的反常规书写，更体现出该剧的叙事创新与智慧。

剧中的情感戏主要体现在周恩来与邓颖超、景芸与哑巴这两对人物关系上——这是典型的革命加爱情的叙事模式。只是该剧没有为了表现革命刻意渲染爱情，而是把情感的表达与人物的信仰、选择结合在一起，展现的是心心相通之下共同的事业理想与奋斗目标，这就为该剧增添了革命浪漫主义的底蕴。比如，第五场女声独唱《每次见面都是别离》，在“所有的别离都为再次相会”与“我们在一起就不怕天黑”的倾诉中，抒发了邓颖超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念和与周恩来共同战斗的坚强意志。紧接着的男女声二重唱《相伴一生》，以充满象征色彩的“晚风”“星空”“大海”等意象，将周恩来、邓颖超这对革命伉俪忠贞不渝的爱情，建立在了患难与共、无私无畏的精神世界和共同理想上。正是因为有了信念的永恒，才让他们的爱情变得恒久。这段抒情的唱段此后又出现在第八场和第十一场两次关键性抉择的思绪中，成为推动甚至影响周恩来做出决策的重要动因。这样的叙事手法是比较大胆的，它不仅尝试打开一个革命领导者的内心世界，更主要的是表现了革命理想的纯粹与执着。

不同于周恩来与邓颖超的情感书写，该剧对景芸与哑巴爱情的表达既含蓄又悲壮。他们的爱情建立在两人相私的身份和命运基础上，共同的革命目标让他们彼此接近，也因为共同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第十二场，景芸抱起炸药包，接替哑巴完成他未尽的任务前，一段饱含泪水与憧憬的女声独唱《雷火中的笑容》，既是战火中的青春之歌，是对革命必胜的信念，是对深爱的人的承诺，更是无数的年轻的革命者的缩影——是他们用绽放的生命、美好的爱情换来了光明的未来。

二、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里，“斗争戏”“会议戏”是比较难写也难出彩的，创作中往往会注重表现政治路线斗争的外在冲突而忽视了人物本身。《八一起义》中，展开的人物众多，且大都是革命的领导者，艺术虚构的自由度有限。如此一来，如何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通过情节和唱词的艺术创造，把不同人物的个性特点、内心世界表现出来，把起义前决策较量、斗争过程，乃至一次次会议讨论写得揪心、动人，无疑成为创作者需要攻克的难题。在这一方面，全剧第八场的处理给出了精彩的答案。这是全剧内容最丰富、矛盾最集中的一场，也是关乎整个起义能不能按时举行乃至成功与否的重要节点。

剧作从焦灼等待写起，以男声六重唱《等待张国焘》渲染了起义前的士气与决心。然而，张国焘带来的消息却是“再议”，是对起义信心的严重打击，这一下子引发了指挥层面巨大的意见分歧。全力合围、追问之下，张国焘依旧固执坚持“推迟”起义的决定。起义究竟能不能按时进行，如何说服张国焘？就在众人的不满情绪达到顶端之时，周恩来的一声“休会”，让讨论暂告一段落。上半场的会议，周恩来没有参与到大家的争论中，而是以“休会”的方式，试图缓冲双方的矛盾，也给自己留出思考的时间，体现了他沉稳冷静、处乱不惊的政治定力。

再次返回会场，周恩来成为会场论辩的中心，他与张国焘的四次交锋，句句尖锐、层层推进。情绪转换间，革命的坚定意志与决心进一步强化。第一次交锋，面对盛气凌人的张国焘，周恩来提出自己可以“辞职”，但是张国焘搬出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教训，这让他心头一沉。一曲《往事重现》的动情吟唱，让周恩来从忆战友忆承诺的往事追溯中，跨越悲情，坚定“果断勇敢”，誓言“冲破羁绊阻拦”。第二次交锋，张国焘的一句“输不起”让周恩来的愤懑难以抑制。“第一次拍了桌子”，不仅是情绪的释放、主动的出击，也是整个论辩形势转折的开始，他从与毛泽东的历史约定中，回答了张国焘对共产党人革命“自信”的质疑。第三次交锋出现在张国焘拿出共产国际的意见当令牌时，此时的男声六重唱《不能惟命是从》已让整个会场的气势完全倒向了周恩来一边，特别是陈延年的出场与一曲《拿起枪去战斗》，慷慨激昂的歌声中，既包含着革命惨痛的代价，也吹响了共产党人觉醒的号角，蕴含着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第四次交锋，张国焘再一次提出了“谁来为牺牲负责”“起义能依靠谁”“相信谁”的一连串追问。此时周恩来用进步革命力量的支持和对贺龙的信任做出了回答，这一回答也引出了第十一场最为光彩的唱段——贺龙与众人共同演绎的《我的入党志愿书》。杨小勇的演唱娓娓道来、质朴无华，真切的倾诉中，浸透着贺龙对党的深厚感情和无比崇敬。这是生命的托付、是信仰的坚定、是忠诚的宣言。正是这些忠诚于革命、忠诚于党的起义参与者，正是他们身上势不可挡的革命气势，谱写出新世界的凯歌。

四次交锋，一波三折，抽丝剥茧，环环相扣，虽涉及众多领导人、政治性分外突出，但人始终是叙事的重心。透过这些人物群像，观众不仅可以看到大历史下的真性情，生死攸关下的审时度势，还能感受到阳刚雄浑下的柔情似水与烈焰锻造下的赤胆忠心。

三、
歌剧《八一起义》以南昌为中心，在时空上向纵深拓展，从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写起，构建起20世纪前30年中国广阔的历史大舞台，并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要发动起义，起义为什么选择南昌，又带来了哪些重大影响等历史的“追问”贯穿始终，增加了剧作的历史厚度与现实观照。

这里首先要提及的是毛泽东的戏。毛泽东并不是南昌起义的实际参与者，但剧作以虚实相结合的方式，增加了第二场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武汉达成“历史约定”的一场戏，以及第八场、第十一场两场周恩来在事关革命前途的危急时刻，反复回想起与毛泽东“历史约定”的场景。同时，创作者又把剧情的结束落在南昌起义一个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上。这条重要情节线的加入富有深意，一方面真实揭示了彼时中国革命的两条道路、两种选择，一个是农村包围城市，一个是城市武装暴动；另一方面，通过将毛泽东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与在农村革命道路上的探索的穿插其间，形象传递出中国革命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历史必然，以及“第一个结合”产生的重要历史基础，也从另一个视角彰显了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意义。

该剧秉持大历史观，将起义的发生融入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放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大格局下，努力挖掘历史事件的内在逻辑。比如，剧中大量出现的文献材料，作为宏大历史叙事的基本要素，构筑了全剧叙事走向的根基。再比如，第一场，混声合唱《怒火在风雨中燃烧》与周恩来的独唱《拿什么拯救苦难同胞》的交替出现，从“四一二”后“共产党成待宰羊羔”的艰险处境，引出了共产党人对党和国家命运的“五问”。这是处于危急时刻中国革命的必答题，也是身处严重危险中的共产党人的必答题。由此带出了第二场，毛泽东“枪杆子就是我们的命根子”的著名论断。应该说，正是这些情节的铺垫和血的教训，让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这也为接下来八一起义和秋收起义的情节展开做了理论的铺垫。

在坚持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剧作注重细节呈现的生动性，充分汲取民间的叙事智慧和艺术滋养，将政治决策、政治较量的过程表现得见物、见人又见情。比如第四场，贺龙、叶挺、叶剑英等在甘棠湖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抵制张发奎命令，奔赴南昌参加起义。创作者在此特别设计了一个充满田园诗意的场景，将贺龙、叶挺、叶剑英三人的决策过程融入生活场景和美食的讨论中，一段男声三重唱《大鱼吃小鱼》，俏皮、诙谐、轻松，不仅形象揭露了汪精卫、张发奎的阴谋，宁汉合流的险恶用心，而且进一步明确了他们奔赴南昌、听从共产党指挥的决心。其中三重唱中的“我一筷子戳下去，把你脑壳夹稀碎”，将他们三人“鱼小胆大天生不信鬼”的革命豪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
近些年，黄定山在民族歌剧领域持续耕耘，稳扎稳打，接续推出了《红船》《沂蒙山》等多部受到业内关注的作品。在歌剧民族化，尤其是重大历史题材歌剧民族化的探索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此次歌剧《八一起义》的一度、二度创作，既有以往成功经验的延续，譬如对于大场面的娴熟驾驭、对戏剧节奏的准确拿捏等，又结合这部作品的人物和内容，赋予了其独特的时空处理和舞台表现形式。后者集中体现在对周恩来两场内心戏的呈现上。从现实时空进入想象时空，从严酷的现实斗争转向细腻的情感世界，黄定山将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的情感戏处理得自然又妥帖。这是对两颗永远在一起的心灵的浪漫表达，更是对革命本身的一次富有诗意的、抒情式的呈现。而以情贯穿、以情感人，也让这部题材内容上偏硬核、偏阳刚之气的作品具有了可感可及的温度与情怀。

感情的饱满同样体现在作曲家栾凯为全剧确立的音乐风格上，除了吸收、融入不少江西地方的音乐元素外，整部歌剧的旋律优美动听、深情婉转，似温暖的倾诉。即使是作为主题曲的《我在等待这一刻》，音乐风格也一改过去此类题材作品慷慨激昂、热血沸腾的强大气场，更加贴近于剧情表达与人物塑造的需要。

当然，这部作品的成功同样离不开石倚洁、杨小勇、杜欢、王丽达、黄训国等优秀艺术家的精彩演绎。这是中国最优秀一代中青年歌剧艺术家的集结。对于他们而言，完成角色的塑造只是歌剧演出成功的一半，更多是要呈现出那一代革命者身上犹如磐石般的意志与力量——那是毛泽东的豪迈气概，是周恩来的一往无前，是贺龙的赤胆忠心，是陈延年的大义凛然……正是这些在紧要历史关头勇毅前行的人，划破乌云密布的夜空，迸发出催人奋进的耀眼光芒。

经典的形象与杰出的艺术家相遇，不仅在舞台上重现了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更是一次忠诚与信仰的彰显与传递。而后者也正是歌剧《八一起义》在今天演出的时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