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晚，由江西文演集团出品、江西省歌舞剧院创作编排的原创民族歌剧《山茶花开》亮相德州大剧院，该剧系第四届中国歌剧节演出剧目，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中国南方小山村感人至深的扶贫故事。原生态的“赣味”风情与动人的剧情交织直抵人心，演出现场掌声不断。 10月18日晚10时许，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采访了该歌剧的出品人李晓浩、编剧步川以及领衔主演杜欢，听他们讲述歌剧幕后的故事。 还原扶贫一线的“真事儿” 《山茶花开》展现了一个发生在中国南方小山村最真实的扶贫故事，从深度贫困到产业兴旺、游客如潮，《山茶花开》的剧组成员们将一幕幕真实感人的画面呈现到观众面前，其背后却经历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困难。     “脱贫攻坚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一场‘战斗’，这个事距离我们的时间比较近，所以在创作上会有一定的难度。”编剧步川说，歌剧电影不是舞台表演的实录，需要充分调动视听元素，将舞台表演和脱贫攻坚中的实际完美结合起来，这是歌剧面临的另一重挑战。 那么如何以歌剧的形式还原最真实的扶贫故事？“我们的剧组成员们多次深入到了江西省赣南山区的一些贫困山村，去那里采风，并且与第一书记深入交流，感受贫困户真实地生活状态……”，《山茶花开》领衔主演杜欢（茶岭村第一书记唐猛的饰演者）说道，为了展现第一书记最真实的状态，演员们与贫困山村里的村民们同吃同住。     经过不断地探索，歌剧《山茶花开》经历了三个年头的时间在现实中与观众见面。“向世界推广中国的生态治理模式以及扶贫经验。那么，如何既做好扶贫，又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是我们想要探讨的东西。”谈及创作初衷，该剧出品人李晓浩说道，剧组的成员多次到江西省的贫困山村采风，亲身感受和了解了当地的变化，力求还原扶贫一线最真实的故事。 重症监护室里的“真情” 谈到《山茶花开》，编剧步川凝噎住了，因为就在2020年10月份左右的时候，步川因为一场重病进了医院的ICU（重症监护室），“医生当时告诉我，我将不久于人世……”，当时《山茶花开》的唱词却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修改。     步川决定在“不久于人世前”修改唱词，但被他的妻子拦住了，因为此时的步川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别说是改稿子，就连站都站不起来。 “这份事业我真的想善始善终……”经过步川一番“软磨硬泡”，妻子松口了，允许步川修改《山茶花开》中的唱词。获得了妻子的允许后，又一个绊脚石接踵而至，将步川彻底“拦”在了病床上，那就是没办法拿起笔去修改唱词。 步川还是没有放弃，他躺在病床上，拿起了手机，用一只手修改完了《山茶花开》的唱词部分，整个过程只用了15分钟。步川老师回忆起一年前自己的所作所为，手颤抖了几下，因为这有可能是他生命中“最后的15分钟”，他没有选择接受妻子的建议，而是选择完成最后的唱词修改，“唱词部分这是最后一次修改了，因为导演和作曲对修改后的唱词十分满意。” 说到这里，步川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这部剧对于我们剧组的人来说，每个人都付出了自己的真情，不只是我一个人在努力……” 专家研讨会：百姓的故事 人民的山茶花 歌剧《山茶花开》在德州精彩上演之后的第二天，作为本届歌剧节特色之一的“一剧一评”专家研讨会于10月19日上午在德展开，专家、艺术家和主创团队代表围绕着《山茶花开》的创作演出进行了讨论交流。     塑造扶贫干部感人形象，弘扬时代主旋律。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成就举世瞩目。记录这一伟大成就，讴歌动人故事、感人形象和伟大精神，是优秀文艺作品的使命。中国广播艺术团一级作曲莫凡赞扬道，“江西省推出脱贫攻坚这个题材，敢啃骨头，体现了艺术工作者的责任担当。这个戏非常富有生活气息，唱词、音乐都散发出浓郁的泥土芬芳，就是红土地的感觉，非常地接地气。”     以人民为中心创作歌剧优秀作品。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专家们对《山茶花开》主创团队的创作态度给予了一致的赞扬。中国国家话剧院原院长周予援说：“动人的故事、真情的演绎，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一句句感人至深的演唱，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用心’这两个字在创作上的珍贵。如果不深入生活，不走进贫困地区，不走进百姓的内心，不可能创作这样的优秀作品。”     融合中西，呈现歌剧的民族审美。歌剧是一门来自西方的舞台艺术。自其引入中国开始，一代代艺术家就致力于建立属于自己民族的歌剧审美，探索超越传统、引领时代的民族歌剧道路。中央歌剧院创作室原主任蒋力说：“《山茶花开》是中国歌剧版图上一朵艳丽的山花，给歌剧节带来了清新的、新鲜的、鲜活的、来自生活舞台上的艺术气息。剧中很好地融入了民歌、民间音乐甚至戏曲的一些素材，而且没有走上民族歌剧概念化的歧途。”     不断提升，塑造艺术精品。歌剧是文学、舞台、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体，要出精品力作就需要经过反复研磨。《山茶花开》作为一部新创的民族歌剧，需要继续打磨提高，这样才能在艺术品质上有所提升，从而成为艺术精品。中国广播艺术团一级作曲莫凡，福建泉州艺术学会会长、一级作曲杨双智提出了共同的意见，建议《山茶花开》再进一步丰富舞台表现手法，强化舞台场面的对比关系。中央歌剧院创作室原主任蒋力则建议应更加巧妙地将剧中民歌和戏曲的元素同作曲融合起来。

  10月18日晚，由江西省文演集团出品、江西省歌舞剧院排演的原创民族歌剧《山茶花开》在德州大剧院成功演出。 该剧以扶贫干部为原型讲述了深山贫困村茶岭村在第一书记唐猛带领下，茶岭村的乡亲们逐渐改变了认命安贫的思想，依靠发展红花油茶产业化经营并不断延伸产业链，使一个贫困村变成一个产业兴旺、游客如潮的富裕村的故事，展现了扶贫干部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及扶贫干部“脚下有泥、心中有光”的形象，展示了赣鄱儿女脱贫攻坚征程中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10月19日上午，“一剧一评”专家研讨会上，专家、艺术家和主创团队代表围绕着《山茶花开》的创作演出进行了讨论交流。     塑造扶贫干部感人形象，弘扬时代主旋律 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成就举世瞩目。记录这一伟大成就，讴歌动人故事、感人形象和伟大精神，是优秀文艺作品的使命。中国广播艺术团一级作曲莫凡赞扬道：“江西省推出脱贫攻坚这个题材，敢啃骨头，体现了艺术工作者的责任担当。这个戏非常富有生活气息，唱词、音乐都散发出浓郁的泥土芬芳，就是红土地的感觉，非常地接地气。”中国国家话剧院原院长周予援说：“扶贫题材不好写，也不好演，但是《山茶花开》真的开了，而且开得非常灿烂。”福建泉州艺术学会会长、一级作曲杨双智认为：剧中塑造了唐猛、肖燕为代表的扶贫干部形象，也通过演绎扶贫路上所涌现出来的真实人物和典型事迹，展现出江西儿女脱贫攻坚过程中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军事文化创演系教授万山红认为剧中现实题材抓得特别好，切入点非常小，塑造出了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第一书记形象和众多鲜活的富有个性的农村小人物形象。原株洲戏剧研究所所长、国家一级编剧张林枝认为：“《山茶花开》一剧地方色彩鲜明，语言、唱词极富生活气息，灵动、风趣而富有哲理，非常接地气。既有生活的质感，又有诗化的浪漫。” 以人民为中心创作歌剧优秀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讲话指出，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专家们对《山茶花开》主创团队的创作态度给予了一致的赞扬。莫凡认为这是很好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典范，是很好的艺术结晶。周予援说：“动人的故事、真情的演绎，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一句句感人至深的演唱，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用心’这两个字在创作上的珍贵。如果不深入生活，不走进贫困地区，不走进百姓的内心，不可能创作这样的优秀作品。”杨双智：“这个戏反映出我们作曲家深入基层采集的民间民族音乐，通过素材加工以及西方的作曲手段让它不断地发展、深化，形成了这么一个如此完美的音乐，深深地打动了场下的观众。”武汉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刘丹丽认为整部剧让人感觉到泥土的芬芳和山茶花的香扑面而来。艺术家创作文艺作品就是要让每一个人走进角色的心里，台上的角色和台下的观众产生一种共性，能够同呼吸共命运。     融合中西，呈现歌剧的民族审美 歌剧是一门来自于西方的舞台艺术。自其引入中国开始，一代代艺术家就致力于建立属于自己民族的歌剧审美，探索超越传统、引领时代的民族歌剧道路。张林枝认为《山茶花开》整部剧呈现了轻松明快的民族歌剧本色，整体结构富有浓浓的诗情。这部剧写美妙唱词，配民族民间音乐，讲精彩中国故事，创民族歌剧的新品牌，希望它能够成为民族歌剧的、接地气的一个品牌。周予援指出：“《山茶花开》这个作品在重塑英雄叙事、强化歌剧的戏剧性做了有益的尝试。戏剧、人物、情节是船，承载着音乐，在承载的基础上，在人物戏剧的基础上来欣赏音乐，用音乐推动戏剧的发展。这一点《山茶花开》做得很好。”万山红认为《山茶花开》将西洋歌剧的写作手法融入中国民族的创作理念中，运用了大量的民歌和戏曲，是中国民族歌剧的样式。中央歌剧院创作室原主任蒋力说：“《山茶花开》是中国歌剧版图上一朵艳丽的山花，给歌剧节带来清新的、新鲜的、鲜活的，来自于生活的舞台上的艺术气息。剧中很好地融会了民歌、民间音乐甚至戏曲的一些素材，是近年来出现的民族歌剧当中少有的真把它用进来了，没有走上民族歌剧概念化的歧途。” 不断提升，塑造艺术精品 舞台艺术需要反复修改，方能在艺术品质上有所提升，成为艺术精品。专家们在赞扬《山茶花开》取得的成就时，也对剧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进一步修改意见。莫凡、杨双智认为对比是艺术的宗旨，建议再进一步丰富舞台表现手法，强化舞台场面的对比关系。蒋力希望剧中民歌和戏曲的元素和作曲融合得更加巧妙些。张林枝建议修改剧中不大恰当或者不合理的情节和桥段。刘丹丽认为演员的二度创作需要再强化，可以从动作、形体等方面丰富人物的塑造手段。  

  29日晚，由南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出品，江西文演集团旗下的江西文演文化服务公司制作的江西首部革命旧址沉浸式实景剧《那年八一》在南昌首演，该剧以“零距离触摸历史”的形式演出，弘扬八一精神。 “《那年八一》剧目的推出，对于南昌这座英雄城来说，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南昌市文广新旅局局长万利平表示，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人民军队从这里走来，是重要的红色革命圣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人民军队历经了无数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的革命之歌。     据了解，《那年八一》是江西首部无剧场实景剧。故事以1927年南昌起义为主线，通过多主角、时空并行交汇的第三人称叙事方式，回溯94年前发生在江西大旅社内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展现一代中国青年为八一起义谱写的热血壮歌，零距离感受小人物告别家乡、参加革命、坚定信仰的感人故事。以“零距离触摸历史”的形式，弘扬八一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不同于以往舞台话剧常见的镜框式“坐着看”，《那年八一》采取了当下备受推崇的新型观演形式——“走着看”，通过打破传统戏剧表演中的“第四堵墙”，重新定义观众与演员的关系。剧本在观演中巧妙地加入了互动环节，观众可以换上军装，成为剧中角色，不断感受场景变化；观众可以与演员零距离，甚至直接搭戏，参与剧情发展。     据《那年八一》总导演熊伟介绍，剧目在革命旧址上进行实景创作，通过剪影视频及声光电技术手段，真实营造夜间出演、历史重现的氛围。让观众成为剧中人，每个人都能融入情景化身为演员，在馆内与人物命运一起沉浮。 据了解，当晚首轮演出结束后，八一起义纪念馆将联合文演集团对剧目进行提升和打磨，擦亮“八一南昌起义”这张城市名片，努力将《那年八一》打造成跨界融合的地标性红色场馆剧目精品。（李韵涵）

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阐释了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内涵和本质要求，要求企业家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强调企业家要带领企业战胜当前的困难，走向更辉煌的未来，就要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企业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有胆识、勇创新的企业家茁壮成长，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民族特色、世界水准的中国企业家队伍，有力推动了我国企业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价值链低端到价值链中高端的巨变。一大批国际知名企业的成长历程充分表明，企业家爱国主义、民族大义的家国情怀，以及勇于创新、敢于担当、追求卓越和国际视野的精神境界，是引领企业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 爱国情怀是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本质要求，是企业为国担责、为民分忧的根本保证。爱国是每一位公民的应尽义务和法律底线。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的企业家既是自然人、公民，又是市场主体的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作为自然人，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其作为公民的基本义务；作为企业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无论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要自觉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企业家爱国有多种实现形式，带领企业奋力拼搏、争创一流，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发展就是爱国情怀。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部分企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作为优秀企业家要对国家、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民分忧，把企业发展熔铸到共筑中国梦的历史使命中。 勇于创新是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精髓内核，是推动企业发展壮大、不断超越的动力引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不断创新是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必由之路。创新凝聚着企业管理者的智慧与心血，是企业取得突破性发展、赶超竞争者的关键要素，而企业家是新时代发展创新型经济、实现制造业强国的中坚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从落后到跟跑、并跑乃至超越，在一系列重大工程、重大创新项目上屡获突破，无不体现出企业的创新成果，更体现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能力。新时代的企业家们要有敢于打破常规、能够超出常人的智慧和能力，特别是在技术创新方面，要通过自主研发加速推动各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努力解决“卡脖子”问题，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拥有并增强核心竞争力，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敢于担当是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特殊使命，是企业和企业家社会责任的集中体现。企业家不仅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更应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怀有崇高的使命感与强烈的责任感，力求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发展，使国家社会不断进步，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安全。一个有担当的管理者，同时也会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解决就业问题是社会责任，研发创新产品是专业责任，分享经验成果是行业责任，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任何责任都是必然要担当的，这是使命，也是荣誉。有了担当精神就有了不断追求更高成就的动力，就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管理水平，率领企业实现更大发展。 追求卓越是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体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本质特征。追求卓越就是要弘扬工匠精神，其本质特征在于对本职工作的执着、专注与精益求精的态度和付出。弘扬工匠精神，是新时代的使命呼唤。对产品精雕细琢，在各环节追求精益管理，在技术、品质、标准等方面达到一流，才能支撑起中国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强国的跃升。新时代的企业家们要有专注品质、追求极致的精品意识，将工匠精神融入企业生产每一个环节，促进企业千锤百炼、提高质量。当下，我们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同时，更要练好内功，增厚底蕴，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 国际视野是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时代要求，是企业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条件。创新无国界，企业要以世界为舞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尽管少数国家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势头，但是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企业家必须积极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从全球化的视角来设计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竞争策略，用高质量、高水平的产品和服务开拓和巩固国际市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涌现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他们在市场竞争中摸爬滚打，在国际化进程中发展壮大，背后都有着企业家敢为人先、锐意进取、艰苦努力的精神支撑。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形势，我们要为企业家营造一个健康向上的成长环境，积极培育和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使其能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积极发展创新创业型经济，为培育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提供优越的发展环境。创新创业型经济是以创新和创业活动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一种经济形态。创新创业型经济体系的构建要有科学合理的创新创业政策、扶持体系与保障机制。政府要致力于高风险、高不确定性领域以及突破性创新，既是知识经济的促进者，更是知识经济的创造者。要不断完善R&D投入机制、产学研合作与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创业投资与融资机制，培育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社会环境，支持生产性创业活动，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保护企业家创新的积极性。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为培育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在新型政商关系中，政府要尊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激励企业家将资源集中在真正具有发展潜力的创新活动上。企业家要具有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担当等时代精神，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要完善政商之间的沟通渠道，拓宽制度化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加快建立规范企业依法经营和诚信经营的制度。政府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使企业积极主动与政府部门沟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 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为培育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提供激励约束机制。一是制定商业判断规则，激发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把因正常的商业风险而造成的公司损失和因经营者未尽法律义务而造成的公司损失这两种情况区分开来，在经营决策权与维护公司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为企业家提供安全保障，鼓励其创新的积极性。二是合理设计公司治理结构，完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果，从公司治理结构设计上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发挥，通过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家的创新行为。  

为贯彻落实“修身守正 立心铸魂——中国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工作座谈会”精神，响应《修身守正 立心铸魂——致广大文艺工作者倡议书》的号召，秉持重大文艺现象必有重点文艺评论的理念，8月26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组织召开“饭圈文化治理”专家研讨会。 来自文艺学、美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青少年文化、政府管理、行业管理等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从学理层面、多维视角，深入解读“饭圈文化”的产生机理，深刻揭示不良“饭圈文化”的严重危害，共同探讨“饭圈文化”治理的工作方向和具体措施，发挥文艺评论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作用，努力廓清社会风气，回应社会关切。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治理畸形“饭圈文化”的关键 “饭圈”近两年来有重要变化，形成了更复杂的机理，成为“势力化”的群体和利益化的关系。一方面“饭圈”是粉丝自发形成的团体，另一方面也是明星背后的资本掌控者为提高明星的商业价值而锁定的对象。“饭圈”形成的核心在于利益，粉丝们“为爱发电”，付出金钱，而明星用见面会等福利给予粉丝回报，让利益关系更加紧密。资本运作之下，流量可以变现，明星与粉丝之间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 畸形“饭圈文化”对演艺生态和社会文化带来扭曲效应，甚至突破整个社会的基本准则。对“饭圈文化”的整治和规范已经迫在眉睫。其中一条破解之道是，不妨抓住粉丝中介即“粉头”这个牛鼻子。与普通粉丝相比，“粉头”与偶像之间的关系更加利益化，他们不仅切实参与到明星的演艺事业之中，还能够借助粉丝文化谋取利益，获取物质回报。“粉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一定程度上甚至操纵着粉丝群体的言论走向。他们把普通粉丝组织起来，为明星炒作热度、应援集资、制造话题，起到粉丝群体和明星公司之间紧密联系的作用，是兴风作浪粉丝群体的中枢，是治理的关键之一 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党委书记祝燕南：治理精神文化糟粕的三种路径 “饭圈”是与文艺娱乐相关联且人为制造的一种畸形文化消费，是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一种糟粕。这里的“人为”，指的是明星经纪公司、文艺娱乐平台机构、资本力量这三股势力的联手制造。“饭圈”既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无关实现中华文化复兴，因此必须加以治理，治理对象就是上述这“三种人”。 治理的路径有三条：一是“断饭破圈”。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以及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各项举措。用中央有关要求和行政管理措施规制“三种人”，打破文化领域的垄断，防止资本在文化领域的无序扩张。二是“加碗添饭”。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要用更多的正能量引领文艺阵地，积极鼓励健康的娱乐节目。用德艺双馨引导文艺队伍，限制所谓的“流量”明星。引导文化企业特别是互联网视听平台，守正道、讲师道、走远道。三是“端稳饭碗”。端稳中国精神文化食粮这碗饭，这是不能有任何动摇的。文艺界、新闻舆论战线、行政主管部门、行业管理协会、社会组织都要进一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彭锋：“饭圈文化”凸显美育的缺失 对于“饭圈文化”，需要作多方面的反思和治理。从我的研究领域来看，这是长期美育缺失造成的不良后果。蔡元培先生在倡导“以美育代宗教”的时候，曾经在美育与宗教之间作了明确的区别：“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宗教是有界的。”针对原始宗教和文明宗教，康德、卡西尔分别在《判断力批判》和《人论》中，作了进一步区分。显然，“饭圈文化”既不是审美，也不是宗教，还不是迷信，而是三者混合而成的怪胎，或许可以称之为迷恋。“饭圈文化”披着审美和艺术的外衣，但它不是真正的审美。对于这种貌似审美、实质反审美的“饭圈文化”，可以从不同方面去整治，但如果要根治，就需要加强培养真正的审美敏感力和鉴赏力。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曹刚：“饭圈”是个有道德基因缺陷的圈子 “饭圈”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其核心是人设，而人设是由资本、传媒、明星、粉丝等多方势力和主体共同构造而成的。粉丝需要什么样的人设，资本之手就可以创造什么样的人设。人设本是舞台中的虚构角色与个人现实生活相结合的产物，但戏里和戏外的界限被穿越，本来角色体现一种公共期待，却转换成了粉丝对演员本人私生活的期待，所以“饭圈”隐含着一种角色崩溃的可能。 文字时代里的偶像重内在品质和外在功业，图像时代的人设更倾向其外部形象，成为所谓的“颜值即正义”。因对偶像共同的沉迷和喜爱聚集在一起形成的“饭圈”，这样的结合关系有一种内在的需要，对其成员也有一种行为规范，即所谓的“饭圈伦理”。偶像的发展和形象成为其中的最高价值，“为爱豆而战”成为他们的口号。视人设为核心的“饭圈”是有道德缺陷的，它如同“信息茧房”，只提供粉丝愿意看到的东西，误以为是世界的真实、偶像的真实，因此“饭圈”是有原罪的。 “饭圈文化”治理尤其重要，它不仅是文艺界的事，还是整个社会要关注的事。我提出几点治理思路：一是运用法治思维，二是运用互联网思维，三是发挥社会中间体力量，四是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饭圈文化”的经济逻辑与治理方向 “饭圈”是一个特殊的经济系统，也可称作“饭圈经济”。从供给侧的角度，“饭圈经济”是“内容经济”的产物，具有文化产业属性；从需求侧的角度，它是“数字经济”的产物；从交易机制的角度，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饭圈经济”模式当中，一些市场失灵现象被放大，加剧了社会不公平。层出不穷的“饭圈”丑闻也对社会正常的精神文明秩序带来巨大冲击，增加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和负担。如果放任自流“饭圈经济”，对社会资源而言是巨大浪费。由此，我认为“饭圈经济”代表了一种错误的消费观、扭曲的财富观、短视的投资观、异化的价值观。 基于上述几点认识，我提出几点治理方向的思考。第一，要有辩证的认识。“饭圈经济”属于文化产业的内容，一定程度上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应考虑它的经济因素。另外，“饭圈经济”治理也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要把治理同反垄断、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等重大议题结合起来。第二，既要“治标”也要“治本”。要处理好政府与相关资本之间的关系，既不能把资本从文化产业中全部赶出去，也不能让资本无序涌入进而掌握规则制定的权力。第三，倡导青年人健康的消费心理和行为。比如在中学时期即开设关于树立财富观念和消费观念的课程，提供更加符合年轻人消费心理、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等。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张海君：发挥行业组织的中间管理作用 为打造健康的“饭圈文化”生态，我从演出行业一线从业者角度，提出四个方面建议。一是加大对“饭圈文化”操控者的查处力度，包括资本和网络平台，艺人自己炮制、蓄意牟利的文化传媒机构等。二是健全监管协同机制。加强文化、广电、新闻、网信、教育等全行业的协调工作机制和整体联动机制，加强对艺人机构、社交平台和内容平台等的监管力度。三是严格行业从业标准，对艺人实行持证上岗制度。持证前需接受思想、政治、理论、专业、道德修养等方面的培训，进行登记注册管理。凡是没有注册登记的，规定各类平台均不予录用。四是发挥行业组织的中间管理作用。要提高对行业组织重要性的认识，赋予行业组织更多权力和抓手。同时，要优化评价体系、统一标准，一旦违规可用行业手段和力量加以制约。要摒弃“流量至上，数据为王”的评价体系，严肃对待艺术创作，努力提升艺术质量，拒绝使用是非不辨、低级庸俗、粗制滥造的作品宣传误导观众。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所长邓希泉：“饭圈文化”严重冲击青少年价值观建设 “饭圈文化”的本质是青少年追星行为极端化蔓延形成的组织。“资本+流量明星”无序扩张、过分追求高额回报、社会责任缺失，改变了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格局，使偶像崇拜的个体化行为转变为组织化行为，由暂时行为转变为长期行为，由精神投入为主、经济投入为辅转变为精神和经济双方面的巨大投入，对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严重冲击。不同粉丝群体之间相互攻击、彼此割裂，冲击“文明”“和谐”价值观；“五官决定三观”的不良现象，“私生饭”和利用公权力打榜应援的新型“微腐败”，冲击“公正”“法治”价值观；明星的流量数据造假或炮制虚假繁荣，“饭圈”选边站队、针锋相对，冲击“诚信”“友善”价值观。 应该针对“饭圈文化”全链条中的主要节点，即资本、明星、明星周边力量、途径载体、粉丝等五个主要方面展开治理。一是加强对头部明星演艺公司、明星生产运营平台的规范管理，建立信用评级；二是加强对明星尤其是“流量明星”的监督约束，开发独立、公正的明星违规风险指数；三是加强对明星周边力量尤其是经纪人、“粉头”等的监督约束；四是加强对以粉丝为主要对象的平台、商家、营销号等治理整顿；五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提升其理性追星的能力，尤其是要不断提升他们的金融消费素养。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张洪生：警惕“饭圈文化”对青少年成长的危害 “饭圈文化”是基于互联网和“粉丝文化”形成的以青少年为主体的亚文化，呈现出低龄化、社群化、组织化、宗教化、极端化、排他化、阶级化等特点，其背后更隐藏着资本的力量。偶像的包装有着巨额的资本投入，需要粉丝群体实现流量价值、传播价值、消费变现和资本升值；“饭团”的管理者不断扩大粉丝群体，既实现自身的回报，又维持“饭团”的运转。偶像资本方与互联网平台资本共谋，通过传播价值观圈粉，实现利益共谋。 结合我们曾开展的调研情况来看，我们要必须警惕“饭圈文化”对青少年成长的危害，包括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学习和社交，尤其是诱发青少年不劳而获的思想，误导青少年不当消费，形成集体不当行为，甚至可能导致网络暴力、网络诈骗和青少年犯罪等。因此对于“饭圈”的治理，应注重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政府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行业自律，加强社会监督，加强大众媒介精品内容生产和舆论引导，提高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等。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闻翔：建立“饭圈文化”治理长效机制 “饭圈文化”不仅是一种青少年亚文化，同时也是近十余年来伴随娱乐工业转型与社交媒体时代到来而出现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饭圈”作为一类独特的社会群体，甚至是宽泛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形态，不仅影响公共生活，也挑战社会治理。 对“饭圈文化”及其治理的研究，可从其形成逻辑、“饭圈”群体的组织社会学分析以及“饭圈”治理的长效机制三个维度进行思考。第一，“饭圈文化”的形成不仅仅是对日韩偶像养成体系的简单模式移植，更是一个发生在中国转型社会情境中的复杂社会过程，是多重社会机制共同交织的结果，并衍生出诸多复杂形态。第二，“饭圈”群体的组织形态已从最初松散的趣缘群体、情感共同体演化为具有一定资源动员能力与内部分工的半专业化组织，一些粉丝组织自身的“目标替代”现象、封闭性与极化倾向日益凸显。第三，对“饭圈文化”的治理需要夯实长效机制。一方面从根源上反思与改变“饭圈”背后的“流量”逻辑，打造行业内部的“守门人”机制；另一方面要区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注意治理对象、方式与边界，避免产生“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治理困境。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林品：破除泛娱乐行业“数据拜物教” 不良“饭圈文化”现象背后有这几方面深层原因：一是内地娱乐工业对于日韩“爱豆”造星模式“取其糟粕、去其精华”的引进；二是互联网资本主导的产业生态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数据拜物教”；三是刻意制造并增加“正面”数据、消除或压制“负面”数据的“粉丝运营”的长时间、大规模、高强度的施行。 这种不良“饭圈”现象滋生了极大的社会危害。急功近利的造星模式侵蚀正常的人才培养机制，业务能力欠佳却片酬不菲的“流量明星”挤占影视项目的制作成本；在“饭圈”粉头制造的“催氪金”氛围下出现大量重复购买虚拟商品的现象，由此形成的流行榜单正在破坏文创行业的评价体系；刷量控评、养号刷分、数据造假等行为让网络文艺批评失去公允的评判标准；零和竞争的“饭圈”互撕、党同伐异的“饭圈”反黑不断败坏舆论环境与网络风气。 针对不良“饭圈文化”现象，需要进一步健全行业规范，打击造假行为；查处非法集资，监管应援产业；对未成年消费者施行限购措施，对有偿删帖封号业务进行治理；引导相关利益方承担社会责任，引导青少年树立理智追星观念；抑制资本主导的过度营销，破除平台主导的唯流量论；构建良性的综合评价机制，注重业务能力和实际作品，维护文艺创作和内容生产的健康生态。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徐粤春：做时代风尚的守望者 这场跨学科、跨专业的头脑风暴，集中智慧、碰撞思维、开拓思路，让大家很受启发、很受教益。虽然各位专家彼此的研究领域不同，在“饭圈文化治理”问题上却达成了许多共识。不良“饭圈文化”是一种畸形、扭曲、有缺陷的价值观，对于艺术创作本体带来根本性的侵蚀和伤害。把一些未成年人带入歪门邪道，为低俗庸俗媚俗推波助澜，有损于青少年的价值观建设，对整个社会良好风尚和文明程度造成严重冲击和危害。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对“饭圈文化“加以抵制和反对，绝不能为“饭圈文化”站台，更不能在理论上为其文过饰非。“饭圈文化”久积成疴，产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资本逐利、监管乏力、平台失守、美育缺失、道德沦丧等各个方面。治理“饭圈文化“不是能凭一方之力，更非朝夕之功，需要对症下药、辨证施治、实行“链条化”治理。只有各方切实负责、形成合力，标本兼治、久久为功，才能清除“饭圈文化”污垢，让我们的文艺在良性的圈层生态里成长与前行。 结合文艺评论职责，就文艺评论如何助力“饭圈文化”治理，文艺评论工作者应该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做时代风气的守望者，履行文艺理论评论家的文化责任；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站稳文艺评论的人民立场；三是倡导大无畏批评精神，推动娱乐生态健康发展。  

9月1日，开学第一天，由江西文化演艺发展集团出品、江西省京剧团创排的原创现代京剧《望红关》在省委党校上演。来自省委党校约300名师生齐聚一堂，共享艺术盛宴。 《望红关》是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重温百年党史 传承红色基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巡演项目，以方志敏伟大斗争事迹为题材，全剧通过一系列跌宕起伏、饶有情趣的戏剧情节，从方志敏爱民、护民的角度，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伟大初心和人民至上的立党宗旨。 下一步，《望红关》还将在全省范围内巡演。

  6月23日，江西省杂技团创排、杂技艺术家董争臻指导创作的杂技剧《山上那片红杜鹃》在南昌首演，这也是江西省杂技团创排的首部红色题材杂技剧。 该剧以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为时代背景，讲述了发生在江西瑞金等地的革命斗争故事。出身豪门的富家小姐杜鹃，思想活跃进步，为了共产主义信仰，她和同伴一道，义无反顾地离开条件优渥的家庭，从南昌来到瑞金，投身革命，参加红军。她多才多艺，积极参加和组织“扩红” 宣传工作，表现出色；与敌人“还乡团”作斗争，在保卫群众的战斗中英勇牺牲。该剧塑造了杜鹃、高营长、郑斯文、郑梅英等众多的英雄人物群象，赞颂了革命先烈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山上那片红杜鹃》一经面世，即收获了观众们的掌声与好评。许多观众惊叹：“没想到杂技还能这么好看！”首演当晚一票难求，现场掌声、惊呼声不断，观众们时而鼓掌、时而拿起手机拍摄，忙得是不亦乐乎。许多观众表示还想再次观看。     一部红色题材的主旋律剧目为何如此有“观众缘”？杂技剧《山上那片红杜鹃》成功首演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秘诀？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解读这部《山上那片红杜鹃》。 一是浓厚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     该剧分别由一序、一尾声，加上中心部分的六幕所组成。在序和尾声当中，由老年女红军郑梅英的扮演者出场讲述，用舒缓、深情的语调，以倒叙的方式，导引剧情徐徐展开，并在讲述中收尾，为全剧渲染了思念、追忆、缅怀的情感基调。 一般来说，杂技长于炫技，拙于叙事。该剧则巧妙地扬长避短，用散文诗般的结构，反复咏唱，营造了浓浓的浪漫抒情色彩，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艺术效果。如：第二、三幕中，女子集体表演的《长枪舞》《蹬斗笠+柔术》，与男子《集体中幡》《梭镖技巧》等交替出现。女子表演的明快柔美与男子的浑厚刚劲互为对照，给观众以一张一弛、刚柔并济、相映成趣的观赏感。诗歌般行进式的叙事推进，韵律感极强，引导观众们沉浸于剧情之中。 第三幕中，杜鹃和高营长所演绎的《男女双人爬竿》，将革命浪漫主义的抒情表达推向前半段的高潮。这是一段表现男女主人公之间情感的重头戏，在长达7分多钟的表演中，呈现了男女主人公现实和内心、当下和回忆的双重空间。编导设计了月光下竹林的舞台场景，色调冷隽、静谧的舞美、灯光、烟雾组合的舞台呈现出如梦似幻的意境。起初是女主角杜鹃在回忆往事，高营长从她脑海的回忆中走出，回忆仿佛又是现实，亦幻亦真。舞台上，描绘出高营长在教杜鹃学习军事的场景：男女演员在6米多高的长杆上，时而灵活地交替攀援而上，时而男演员迅捷地俯冲直下，时而两人稳稳地握举在空中……革命者之间忠贞缠绵、互相信赖又相互依托的美好情感被表现得跌宕起伏，令人荡气回肠。两位演员以他们深厚扎实的功底和全情投入的表演，一气呵成，完美演绎。充分展现了杂技的抒情能力，不输于任何其他姊妹艺术。 最后一幕当中，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抒发更为淋漓尽致。满台绽开绚烂的红杜鹃，在舒缓深情的片尾曲《红杜鹃》的歌声中，四位女红军战士置身于八条红绸之上，表演高难度的四人《绸吊顶技》。四人悬挂于绸带之上，口衔玻璃管，玻璃管上顶着五角星，从杜鹃花海中缓缓升空，盘旋回荡；紧接着，空中出现男女主人公在一起的双人绸吊造型，寄托大家的美好期盼，此刻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二是鲜明的红色印记和地域特色     江西是红色故地、革命老区，拥有丰富的红色文艺资源。该剧撷取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江西的革命斗争历史予以展现。提起江西，提起那段历史，人们就会想起井冈山，想起那段“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峥嵘岁月，想起艰苦卓绝、顽强斗争的红军战士们，想起壮烈牺牲、长眠于斯的革命先烈，想起为人民打江山谋幸福的革命先辈，想起送八子参军、送郎当红军的父老乡亲…… 正是怀着这样一份特殊情感，编导和主创团队匠心独运，为该剧度身定制，设计和使用了大量的江西元素，令该剧具有了鲜明的红色印记和地域特色。 剧中最具代表性的片段，其一便是男子集体《梭镖舞》。当年红军在武器还不够完备的情况下，很多战士使用大刀、梭镖等冷兵器。这段梭镖舞技巧的设计，既吻合史实情况，也富有江西特色；其二是女子《蹬斗笠+柔术》中所使用的则是江西农村生活中常见的“斗笠”，并采用了当地的少数民族——畲族姑娘来演绎编织斗笠送红军的情景；其三是专门设计了砍竹子做竹筏宣传“扩红”的剧情设计，《高空秋千晃管》的道具也颇具匠心地设计为竹子的外观。令观众马上联想起江西井冈山等地的茂密竹林和涓涓河流。 杜鹃花是江西的省花，该剧 《山上那片红杜鹃》以红杜鹃寓意当年的红军战士，女主角名叫杜鹃， 以“红杜鹃”为意象贯穿全剧，应景且贴切。剧中十余名女演员用魔术手法变出无数枚鲜红的五角星，寓意着“星火相传”，在开满红杜鹃的赣鄱大地上，先烈们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信仰浩气长存，永远被后辈缅怀和纪念…… 三是杂技技巧的创新运用和无痕迹转化     在杂技剧中，杂技技巧的运用十分讲究，一旦出现技巧与剧情相互违和的情况，观众则很容易“跳戏”。这对导演的编排水平和演员的舞台表现力都是一大考验。该剧编导、杂技艺术家董争臻曾开创性地编排了《渡江侦察记》《战上海》等多部红色经典杂技剧。对杂技、魔术、滑稽等技艺的熟稔，使得他对技巧的使用、转化、解构、设计上都有着独到之处。该剧中许多创意新颖独特，令人眼前一亮。 在第一幕，安排杜鹃在豪华的生日酒宴上，即席为来宾们表演《肩上芭蕾》和魔术《钢琴悬浮》，以此交代和说明杜鹃作为富家小姐的身份和多才多艺的才华。 在第四幕中，为刻画红军战士突破封锁线的场景，编导们将传统的杂技“地圈”改为了层叠的铁丝网，演员们在狭小的空隙中穿梭、翻滚；利用改良的“椅子顶”技巧，把敌人设置的拦路桩叠罗成塔，演员攀援至塔尖，表演顶功技巧，演绎侦察员登高瞭望的情景，诠释当年红军斗争环境的险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双浪桥飞人”那一段，红军战士们在回旋摆动的跳板之间穿插、腾跃，高高地腾空而起，又准确地稳稳落下，展示了红军战士英勇无畏的战斗英姿。类似的场景在剧中俯拾即是。一个个绝活，引起台下观众的阵阵惊呼。令观众在艺术欣赏中感受当年战争的险恶，准确而贴切。      值得称道的是剧中杜鹃、高营长、郑斯文、郑梅英，以及反派人物肥龙、刁曼丽等主要人物的扮演者，他们不仅要驾驭和表演众多的杂技技巧，还要在此基础上，去完成很多的舞台表演戏份——人物的脸部表情、台步动作等，这对于杂技演员来说，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这体现了演员们的综合素养，以及杂技演员广阔的可塑空间。 魔术手法巧妙地设计和出现，也为该剧的情景表达和悬念呈现增添了魔幻奇特效果。 四是多种舞台手段的综合使用     杂技剧《山上那片红杜鹃》综合运用了许多其他舞台手段，如“大旋转舞台”的利用，不仅实现了场景的迅速切换，更为重要的是助推了剧情的表达，巧妙实现了类似影视剧中“蒙太奇”的剪切效果。 剧中的音乐为全剧添色不少，从配乐到歌曲运用，都提神到位，如男声合唱《梭镖亮堂堂》节奏明快、气势雄浑、充满阳刚之气，且十分上口；片尾主题歌《红杜鹃》凄婉深情，催人泪下。     诚然，该剧还有一些需要完善之处：有些篇幅显得冗长需要精简压缩；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戏需更进一步增强铺垫和情景交代；个别的高难度杂技动作还需要进一步稳定提升等。总之，瑕不掩瑜。原创杂技剧《山上那片红杜鹃》，具备较高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将成为一部既叫好又叫座的经典作品。（作者系江西省杂技家协会副秘书长叶晨红）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国家“十四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加快推进艺术创作繁荣发展，编制本规划。 “十三五”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级党委政府重视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文艺园地百花竞放、硕果累累，呈现出繁荣发展的生动景象。“十三五”时期，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相继出台，艺术创作生态进一步改善。文艺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艺术创作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艺术作品的整体质量显著提升。重大活动导向和示范作用进一步发挥，文艺人才队伍进一步壮大，艺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在党和人民的各项事业中，文艺事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愈加突出。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文艺战线要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抓住新机遇，直面新挑战，感国运变化、立时代潮头，用精品力作吹响时代前进号角、展现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气，为中华民族提供丰厚滋养，为世界文明贡献华彩篇章，努力开创艺术创作繁荣发展新局面。          

▲话剧《支部建在连上》海报   “作为一名有着53年军龄的战士，有着52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看着话剧《支部建在连上》，流着热泪，心潮澎湃……它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鲜活的党史课，它带领我们去思考一些现实而又重大的问题：如何加强军队各级党的建设；如何配备好政治强、能打胜仗、勇于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如何不忘初心，不辱使命，做一名‘原汁原味’的共产党员……” 6月13日，北京卫戍区海淀第一退休干部休养所退休干部侯喜贵在天桥剧场观看了话剧《支部建在连上》后，难抑激动之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6月13日、14日，话剧《支部建在连上》参加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在北京天桥剧场连演两场。这部剧去年创排，当年演出100场，观众超过了6万人次。此番进京，是这部剧的第109、110场演出。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失败，毛泽东率起义部队经文家市转兵，一路沿罗霄山脉南进。行军路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一些官兵感染了疟疾……正如赖毅将军的回忆录中所说：“芦溪受挫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面对重重考验，毛泽东一路调查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发现第一团党代表何挺颖带的连队不仅无一人掉队，而且士气高昂，这让他眼前一亮。他还同宛希先、何长工、韩伟等人深入交谈，了解北伐军党组织建设情况。通过调查，他很快找出了症结所在：一是部队编成复杂，个别官兵革命动机不纯；二是缺乏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三是官兵不平等。 1927年9月29日，永新县西南角冲垄交错、群山环抱的三湾村迎来了这支不足千人、只有48匹马的队伍。当晚，在协盛和杂货铺，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工农革命军接连打了一些败仗，军力只剩下这么点人和枪。我看，损失也好，退却也好，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支队伍没有健全的党组织的领导！”油灯下，毛泽东的目光深邃而坚定。 在三湾改编纪念馆，我们看到一份资料，上面详细记载了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一，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二，在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规定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明确部队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三，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规定官兵平等，军官不准打骂士兵。 三湾改编半个月后，毛泽东来到一连，亲自发展了6名党员，并指导连队建立起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 ………… 话剧《支部建在连上》讲述的就是这一段历史。作品艺术地呈现了“三湾改编”“水口建党”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支部建在连上”这一伟大创举的历程，揭示出“支部建在连上”这一人民军队制胜法宝的内在机理和实践伟力。 三湾改编为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人民军队创建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从此之后，部队以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开始了新的革命历程。 三湾改编纪念馆门外的枫树坪广场旁有一棵大枫树， 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在带领改编后的部队向井冈山进发前，站在这棵大枫树下对部队发表演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 “毛主席的预言最终变成了现实。这支从枫树坪出发的部队，上井冈、走长征，一路南征北战，最终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如今，在这棵饱经沧桑的大枫树下，时常站立着一位身姿挺拔的长者，向游人讲解三湾改编。他叫何继明，三湾村人，今年76岁。退休前，他是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副校长。他的父亲是老红军李立，三湾改编的亲历者。2006年，父亲去世，何继明送父亲归葬三湾。就是那次故乡之行，他萌发了回乡义务宣讲三湾改编的想法。“三湾改编是我党一笔无比珍贵的政治财富、历史财富，我有义务让更多的人更深刻地了解它。” 起先，他在大枫树下讲，之后在村里的党员服务中心讲，哪里有人听，他就在哪里讲。后来，永新县委、县政府将原先三湾乡的一间仓库改造成一间可容纳190人听课的教室，并添置了投影仪、音响、话筒等设备，何继明的“将军讲堂”有了固定的场所。 不仅在三湾，他还深入机关、学校、企业、军营……他讲三湾改编的历史背景和政治依据，讲三湾改编三项任务的内涵和实质，讲三湾改编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他还结合三湾改编这段历史，阐述自己对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党的优良传统，不变质、不腐败的深刻理解。 “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中国革命史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何继明最大的愿望，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家乡的这段红色历史讲给更多的人听，以激励后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要把这段红色的历史讲给更多的人听”也是《支部建在连上》剧组的愿望。6月30日，他们在井冈山上圆满完成了这部剧的第111场演出。之后，剧组将常驻井冈山演出。江西省话剧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支部建在连上》毛泽东的扮演者熊磊说：“为了把这段历史讲好，为了把这部作品演好，我们把支部建在剧组，用先辈的精神鞭策自己，努力打造一部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先辈的作品。”